骨灰下葬有什么讲究 葬有哪些风水注意
讲究大了去了，比如案你所在地的地方选择一块好风水，不能有树，但可以有蛇，和一种灰色的草。下葬时案方位摆好了，时辰算好了。死人会投胎，后代会发达，升官发财。个个有出息。那天要是下大雪那就更好了，当然这些需要好的南蛮子风水先生来看好了。不是谁都能看到，
坟墓风水知识500问
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依附、顺应关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与自然息息相通，必须和谐相处，人脱离了自然就会出现问题。人们在对自然的总结中产生了的风水思想，“入土为安”、“天人合一”是这一思想在丧葬上的反映。 “葬”字，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观念：死后入土，上面覆以植物。今天可以在很多墓地看到，祭奠活动后人们把鲜花洒落在墓碑上或在墓碑周围种花植树，“葬”这一古老的传统习俗仍然延续。
当代人越来越重视居住环境，购屋置地之前要选位置，看周边，那么应该为故去的人选择什么样的“居住环境”呢？尤其是当前墓地以公墓的形式集中安置，许多人心中希望为逝去亲人选择一块风水好的福地的心愿能实现多少呢？
依山傍水的原则
依山傍水，青山绿水是人们普遍向往的优美环境，也是好墓地的基本原则，反映在风水学说里的就是“山主人丁水主财”，意思就是择山，可以令后世人丁兴旺；择水，可以令财源滚滚。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是生命之源，山有了水才有了生命，没有水的山就仿佛没有灵魂，所以风水有言：有山无水休寻地，未看山时先看水。由此可见，“山主人丁水主财”是考察墓地风水最简要亦是最精辟的总结。一些注重理气的风水理论讲求藏风聚气，所谓：“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书》）认为水面越大，聚气越厚，财富也就越厚。
前朝后靠左右抱的原则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恐怕是人们在墓地听到比较多的话，这是风水对墓地的周边地形的总结，实际上就是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宽敞的盆地，风水所讲的“穴”就在这个盆地里，四面的山风水上叫做“砂”。这个地形在前面说到的“ 葬”字上也有体现，就是葬字下面的“廾”（发音拱），意思是双手捧着，双手并在一起捧着，形成了一个中间凹陷的穴窝，古人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葬地，所以说葬字本身就体现了古人的殡葬观。
屈曲蜿蜒的原则
过去的四合院，寺庙，对着大门都有影壁，现代人装修的时候也比较重视玄关的设计，影壁和玄关都是应风水而产生的，而不单单是为了好看漂亮。它们的作用就是避免直通，阻挡正面冲撞而来的煞气。墓地如何挡住煞气呢，风水原理主张“直则冲”、“曲则顺”，道路要屈曲，山水要蜿蜒，就是弯弯曲曲。曲径通幽不仅有风水所讲的实际效果，而且还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如江南的园林建筑.
明堂开阔的原则
古代有人出了名、当了官或者发了财，人们往往会议论这个人祖坟的风水，称之为：地灵人杰。风水认为明堂开阔有利于孕育人材，发展事业，因此既要“登山看水口”，还要“入穴看明堂”，明堂是指墓穴前面要有一片广阔平整的地方，明堂开阔，生机勃勃，才能前途无量。反之，墓地不宜设在窄小局限的山谷。
回归自然的原则
现在的城市规划里，墓地离城市越来越远。为什么不离城市近一点呢，去扫墓祭奠还方便，岂不更人性化？包裹在高楼大厦中间岂不更现代？在这里，阴宅的风水与阳宅恰恰相反，都市人主张人车合一、人机（计算机）合一、工作第一、效率第一，墓地则讲求自然第一，天人合一。
上风上水的原则
墓地也讲究“上风上水”，北京上风上水的方向是西北，所以明十三陵就坐落于北京西北的昌平区。西北是根据北京的中轴线确定的，这条中轴线北起鼓楼，经过故宫博物院、前门，南至永定门，中心点就是故宫，也称紫禁城。
综上所述，风水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择吉避凶，这与办丧事选墓地希望让逝者安息，生者安心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至于风水是否会福荫子孙，人旺业兴，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择一块吉壤福地，总不会错的。据说大名鼎鼎的建筑大师贝聿铭，超级富豪比尔·盖茨在选择建筑设计和住宅的时候都会参考风水的因素。
中国很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与风水是分不开的，北京城就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风水之城，所以要了解风水，不能不来北京，阳宅不能不看紫禁城，阴宅不能不看十三陵.
概括地讲：山川有灵无主，尸骨有主无灵。若把有主无灵的尸骨葬到相当好的有灵无主的山川上去，则可使无灵的尸骨有了灵气，无主的山川有了主人。这在“风水”学上叫“理气”。理气好对后人会有极大的福荫，财、丁、贵、寿均可于此而出。
《易经？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大事。今日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埃及法老的陵墓。中国至春秋时代时，孔子大力提倡“孝道”，厚葬之风日盛，历代不衰，并逐渐形成一套隆重复杂的祭祀礼仪制度和墓葬制度，以及种种讲究。于是，坟墓被认为是安葬祖宗及父母之首邱，上可尽送终之孝，下以为启后之谋。所以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对坟墓的安置均格外重视。而作为为人择地卜葬的堪舆家（风水师），更以阴宅为先务之急。
风水理论认为，祖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命运；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历代的皇家陵寝都十分重视选择陵穴，以图皇权永固。皇陵一般都位于京师附近，如西周、秦、汉、隋唐均以长安为京师，故此这五个朝代的皇陵大多集中于长安附近；而元、明、清三代均以北京为京师，所以这三代的皇陵皆位于北京附近。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奶头山”。梁山东有豹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死，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犯地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不吉利。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最终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选定的现在这片陵区。
清东陵位于京东燕山南麓的遵化马兰关附近，它北依昌瑞山，南屏金星山，东傍鲇鱼关，西依黄花山，共有陵墓14处，葬150多人。
关于东陵的选址，流传着一段顺治帝亲自卜地的故事。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时隔不久，顺治皇帝由众多侍卫大臣和八旗健儿簇拥着出外狩猎，他们一路纵马扬鞭来到了京东的燕山山脉，跃上了凤台岭之巅。顺治帝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飘渺。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顺治帝前瞻后眺，左环右顾，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反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度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着，将手上佩带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山陵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可见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
古代的风水选址，除了生态、实利功能以外，还是一门艺术，其对环境景观的组织是十分重视的。在古代，万物有灵的观念导致了山川自然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敬祀天地日月山川的国家祀典。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指导着人们以人的精神、人伦道德及社会秩序拟态于自然，并以此寄托他们的生活理想。所以在风水的观念中，也常包含着一种追求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认为环境思想。
什么叫后葬,何朝产生后藏,历史原因是什么?
古人重视丧葬，特别讲究厚葬，几千年习俗不变，与此同时针对它的弊病的薄葬也产生了，但薄葬却没有显示出它的强大力量，只是作为厚葬的对立面而存在着。厚葬总是弊端太多，终于走向它的反面，出现停丧不葬的怪现
象，千百年与厚葬相伴随。
厚葬同人们的社会等级地位和经济条件相一致。高等级的人葬礼尤厚，帝王贵胄最为特殊，这里列举几个事例即可见一斑了。秦始皇陵出土的陪葬俑，步兵、车兵、骑兵陶俑多达近万件，马俑500余匹，木质战车130多辆，兵、之俑与真人、真马的高度、大小相当，造形逼真，生动异常，因而始皇陵被中外人士誉为古代最完美的军事博物馆，如今国人又将之誉为中国十大旅游点之一，名副其实，一点也不过分。兵马俑不过是秦始皇的一部分陪葬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告诉我们：秦始皇即位之初，就着手修建他的骊山墓，动员的人力竟多达70万，“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秦始皇陵兵马俑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地宫内建设像地上一样，分出官衙和百官秩位，收藏各种奇珍异宝，铺满水银，象征江河大海，燃点人鱼膏，使陵内长期保持火光。这些记载令人难以置信，人们不可想像秦始皇能有那么多的水银去象征河海，可是今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确实是水银满地。出土发现的铜车马室，内有铜铸御手驾御的4匹铜马，为我国的宝中之宝。始皇陵的地下建筑，从今日考古发掘获知，包括寝殿、内城、外城、铜车马室、饲官建筑、陪葬墓区、兵马俑坑。根据以上情形，说始皇陵规模宏大，收藏极丰，是一点不夸张的。汉武帝的茂陵，今天我们到陕西兴平县境，老远就能看见它。它高46米，底部58000平方米，内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计190种。因随葬品太多，汉元帝时谏大夫贡禹就此作出指责（《汉书·贡禹传》）。当然他不敢指向皇帝本人，而是说负责葬礼的大将军霍光奢侈悖礼。就是这位霍光，在他死后，政府给他治丧，赐给的葬品绣被100领，衣50箧，金缕玉衣一袭，梓木制作棺，枞木做成椁，就是陪葬的婢妾的椁也是枞木打制的（《汉书·霍光传》)。古代皇帝贵族的陪葬品，除了珍宝器物、禽兽，常常还有婢妾奴仆。因为人殉太残酷，不断地有统治者表示仁慈，禁止人殉，如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止从死”(《史记·秦本纪》)，但人殉现象却长期存在，到明朝前期还有宫人殉葬皇帝的制度，明英宗加以废除，历来被认作是一项仁政。以上说的是厚葬的两个内容，即建造规模宏大的墓室，放置大量随葬物品(甚至包括活人)。
厚葬的第三项内容是吊唁和送殡规模大。丧主通知亲友，设灵堂，供生者悼念。东晋时中书令王献之死，他的哥哥黄门侍郎王徽之奔丧到来，直上灵床，弹奏弟弟生前使用的琴，表示哀悼（《晋书·王徽之传》）。散骑常侍顾荣生前爱好奏琴，死后家属将琴放在灵床上，他的朋友张翰来哭灵，边抚琴边伤感地说，我的老朋友再不能欣赏我的琴声了，说着痛哭起来（《晋书·顾荣传》）。这种就死者生前的喜好而表达的言行，是对亡者的真正追念，是正常现象。但是生者不以此为满足，希望来吊唁的人越多越好，次数越频繁越好，这就是厚葬思想了。汉景帝时，洛阳人剧孟是个赌徒，他母亲死了，参加送葬的人所乘的车子有一千余辆，队伍庞大，引人注意。楚王相袁盎与剧孟交游，一个富人不以为然，对袁盎说剧孟是赌徒，同他交友岂不失了身份，袁盎说剧孟确实是赌徒，但他母亲出殡有那么多的人去送葬，可见其人不简单。袁盎不但继续同剧孟友好，反而和那个富人绝交了(《汉书·袁盎传》)。袁盎重视
剧孟是看到他的社交能量，而根据就是他母亲的送葬者众多。这件事说明送殡的人多是丧主的一种光荣，人们当然要追求它了。北魏赵郡房子(今河北高邑)人，光禄卿赵修，因得魏世宗的宠幸，在安葬乃父赵谧时，王公以下百官都去吊唁，祭奠仪物之多，灵堂放不下，宅院容不了，充塞于临街的大门。他将尸柩送回原籍安葬，在京城制作了墓碑、墓志铭、石兽、石柱，沿路用凶吉车辆将近百乘。他这样隆重的出殡，似乎是在讲孝道，但是一路之上，与宾客嬉笑无度，甚而抢掠民女扒掉衣服取乐（《魏书·赵修传》）。吊唁出殡的隆盛还表现在路祭的发展上。这是在出殡途中，亲友设祭坛于交通要道口。在唐朝，开始是设大约底部一方丈、高数尺的祭盘，用帏帛围起来，中间放置人造花、果，表示祭奠之意。安史之乱以后，路祭大发展，祭盘帐幕高达一丈，内置灵床，雕金饰画，帐盘之外，盛列牛羊祭品。唐代宗大历(766～779)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的葬礼在长安举行，诸道节度使派人致祭，范阳节度使的祭盘最大，并演出类似后日的木偶戏，以开国勋臣尉迟敬德为形象，与突厥人战斗，又作了以鸿门宴为故事内容的演出，孝子以祭盘精好与高大，给两匹马犒劳其主事人。昭义节度使薛某死，灵柩送回原籍绛州，管内各县官及其他地方的长官在阳城南面设祭，每隔半里一个祭盘，到漳河码头二十余里，祭坛不绝，其中大祭盘要费钱千余贯，小的也要三四百贯。等到灵车过后，这些祭盘全部成了废物(《唐语林》)。人们如此热衷于吊祭，如果亲友不来，丧主就要责怪了。东晋会稽郡守王述在郡居母丧，接替他的王羲之仅吊唁一次，他以为王羲之还会来，终于再没见人，因此对王羲之非常痛恨(《晋书·王
羲之传》）。
有件的人厚葬，缺乏财力的人也不甘示弱。西汉初年，平原君朱健的母亲亡故，家贫没有钱发丧，打算借贷衣服用具。辟阳侯审食其本想同朱健亲近，朱健看不起他的为人予以拒绝，他就接受太中大夫陆贾的建议，赠送朱健百金，以便他购买死者的殓衣，朱健遂因这项救济而同审食其交好(《汉书·朱健传》)。朱健为要把母亲的丧事办好，不惜改变品行与妄人结交，可见厚葬治丧思想的严重。汉武帝时游侠原涉友人的母亲死亡，无钱下葬，原涉给他募捐，送去衣被棺木及饭含等物，使友人漂漂亮亮地发了丧(《汉书·原涉传》)。北宋初年检校刑部尚书、光禄卿张铸亡故，家里没有现金下葬，卖了他的衣服、舆马及园圃，得钱10万办了丧事(《宋史·张铸传》)。借贷、募捐、卖产埋葬，都是厚葬的表现。
厚葬是一种弊风陋俗，为有识之士所反感，并致力于对它的抵制。汉武帝时有叫杨王孙的人，家有千金之业，生活上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用什么用什么，是“厚自奉养”的人，但对治丧从厚持反对态度。病危之时告诉儿子，死后实行裸葬，办法是把尸体装在布囊里，到入土时，从脚下抽出布囊，使赤裸的身体与土壤结合。他的儿子既不敢违抗父命，又不愿父亲裸葬，就请乃父的朋友祁
侯缯去劝说他改变主意。祁侯缯于是给杨王孙写信，说裸葬等于是戮尸，也不好在地下见先人，这个办法不可行；再说《孝经》就讲安葬要用棺椁衣衾，这是圣人的遗制，可不能违背啊!不孝与违礼是严重的问题，杨王孙却不在
意，回信说明他的看法。他认为丧礼应该有，但是现在的人厚葬做得太过分了，所以“吾以裸葬，将以矫世也”。他是抱着改变厚葬的恶风劣俗而实行薄葬，是为了惊醒沉溺于厚葬的世俗庸人。他还认识到厚葬有两个害处，一是生者让财富随死者下葬，不久腐化了，这对生者死者都没有益处，只不过是俗人以安葬之奢糜来比阔气；二是厚葬引起盗墓的怪事，致使先人遗体遭到毁坏、暴露，这和不葬又有什么不同，这才是真正的不孝，若薄葬就不会发生盗墓的事了。他还进一步说明裸葬的好处，即裸葬使身体与土地有直接接触，可以“反真”：“且夫死者，终生之化，且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汉书·杨王孙传》）照我们的理解，他的意思大约是人来自自然界，死后返回自然界，而裸葬最易实现这个道理，因为厚葬有棺椁衣衾隔着身体与土壤，反而不易返真。杨王孙的坚持薄葬，有理论，而目标是对准着厚葬。比杨王孙略晚的谏大夫贡禹向汉元帝上言，强烈反对厚葬，他指出当时民间的厚葬状况：“众庶埋葬，皆虚地上而实地下。”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形，是“过自上生”，即皇家带的头，汉武帝、昭帝、宣帝的营葬都是奢华过度，“大失礼，逆天心”的（《汉书·贡禹传》）。他的主张薄葬，把矛头对准皇家的厚葬，是有胆识之见。
像杨王孙、贡禹那样主张薄葬者，西汉以后代不乏人，东汉大儒马融享年八十有八，临终“遗命薄葬”(《后汉书·马融传》）。以卧冰取鱼供母食用而著名的孝子、西晋的太保王祥，对于自身丧事的安排是：断气之后，只洗手足，不必沐浴全身；只穿着平常的衣服，不要新装；朝廷所赐玉佩、玉、绶笥都不用随葬；墓穴能放下棺椁就行，不需用石砌，也不要起坟陇；祭品只用干饭、干肉各一盘，酒一杯，不得多用；家人大小都不要送丧。总之，一切要求从简。他死后，皇帝赐了很多钱帛。他的子孙遵照遗命不敢大办，除了亲旧故吏
及贤明朝臣来悼念，“门无杂吊之宾”（《晋书·王祥传》)，丧事办得确实简单。南朝中书侍郎王微“遗命薄葬”，出殡时不用长幡、吹鼓和挽歌，灵床两宿即行撤消（《南史·王微传》）。唐代开元名相姚崇说古来薄葬的人，“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表明他欣赏薄葬。他认为“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必搞厚葬，把家业给败坏了，因此要求子孙给他薄葬，即用素
常的衣服装裹，四时衣服各一套，不要穿官服。世俗用释氏大做佛事，姚崇对子孙们说，我是不信佛的，你们如果循俗情给我请和尚念经，只能在七七期内做，布施只可用我随身衣物，不得多费钱财。他还要求子孙将来也像这样打发自己（《旧唐书·姚崇传》）。北宋宰相晏殊在世时“奉养清俭”（《宋史·晏殊传》），死后也是薄葬。据记载，他葬于阳翟(今河南禹县)，那里还有张侍郎坟茔，盗墓人从张侍郎坟得到很多宝物，而在晏殊墓中只有木胎金裹带一件值钱，气得发疯，把墓主尸骨砸碎了，事实证明晏殊是薄葬论实践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薄葬的实行者，最多的是出现在民众之中。以方腊起义而名声显著的摩尼教的教徒有其独特的葬法：当入殓时身着衣冠，旁边有两个同教之人，一人问人始生的时候有帽子吗，一人回答说没有，然后摘下尸身的帽子；又逐一询问生时有衣服和他物吗，回说没有，因而一一去掉；又问来时有什么呢?说是胞衣，于是用布囊盛起来安葬（庄绰《鸡肋编》）。这是民间宗教的薄葬，反映了不少群众反对厚葬的态度。
总的看来，薄葬者在实践之外还有理论，就是反对厚葬的浪费财物，主张让尸体速朽，返回自然界。
有的人在理论上并不反对厚葬，甚或还是它的主张者，但是在行动上却不实践。他们把死者简单装殓，放在家中，或者寄存在寺庙等公共场所，不行入土安葬，等几年以至一二十年后始行掩埋，这就是停丧不葬。这是一种习俗，至迟在北宋年间已经形成。司马光在《家范》中指出，当时人相信阴阳家的风水说，要选择上好的吉壤做坟地，还要挑选黄道吉日作为下葬的时间，如此要求不免一时难于达到，因此“久而不葬”，还有的人因为“贫无以办具”，即没有钱备置安葬的各种物品，也不能使先人入土。两宋之际的庄绰也说当时人对于安葬，“信时日，卜葬尝远，且惜殡攒之费，另停柩其家，亦不设涂甓，至顿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鸡肋编》)。他们共同说明两宋时代人们停丧不葬的风俗，究其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是迷信风水，希冀葬事吉利，给生人带来富贵兴旺；二是想厚葬，但目下经济力量不足，寄希望于日后发达了阔绰地打发先人。停丧不葬，两宋以后愈演愈烈，至清代而极盛。因为宋人的那两个原因始终存在着，所以就只能延续下来了。
薄葬、停丧不葬皆由厚葬而起，而厚葬是主流，形成古人丧葬的特点。那么古人何以非要厚葬呢?原因说来也简单，就是古人迷信，以为还有一个阴间，要使死人在阴间过得好，就要风风光光地发送到阴间去，因此按照阳间的社会生活模式，安排葬仪、葬物，好使死者到阴间享受在阳间的待遇，或者还要超过阳间。古人讲“事死如事生”，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不过这样说太笼统了，具体说厚葬先人是行孝，厚葬皇帝是尽忠。前述原涉帮人募捐葬亲，他自己对丧事也大有讲究。他的父亲是南阳太守，死在任上，按照当时的习惯，属吏要给他敛钱千万以上，以便他安葬父亲及其家属置买产业，原涉在乃父死时，不要南阳郡的馈赠，得到义行的美名，过后觉得自己是得到好名声了，可是因为没有要赠遗而缺乏钱财，对先人的安葬简单些了，是不孝的表现——“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为弥补这一缺憾，于是给父坟大搞地上建筑，盖祠堂，修围墙，立墓表，上题“南阳仟”字样，竟以其父代表南阳郡(《汉书》)。厚葬是行孝的观念一经形成，厚葬就等于是尽孝尽忠，那么不厚葬就是不孝不忠，反定理一成立，人们为了表示忠孝，更以厚葬为不可移易的准则。而且不厚葬，还会被人视为小气，舍不得给先人花钱，舍不得宴请吊唁亲友。姚崇就道出了厚葬实行者的这种心理：“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旧唐书·姚崇传》)小气是社会舆论所蔑视的，人也不敢犯，为与其绝缘，就要在治葬中大手大脚，尽可能丰厚地办丧事了。
考察古人的厚葬，我们感慨良多。
第一，厚葬是一种恶劣的风俗，应当大力摒绝。厚葬把人间有用的资财埋于地下，有的化为灰烬，有的腐朽而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有的是为埋葬用的，即是明器，这种生产浪费了人力物力，却毫无实用价值。这样糟蹋社会财富，不利于生人的生活，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因此毁坏物质文明的厚葬作一种社会行动，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犯罪，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则是极其丑陋的弊俗。在这里我们要和今天把古人随葬品当作出土文物区别开来。古人把珠宝器物埋葬掉是毁弃社会财富，今人将出土物妥善保管，供人们欣赏，是变废为宝，是另一回事。这正是今人的高明处，从而也纠正了古人厚葬的弊病。
第二，厚葬表现出古人严格的等级观念，应当进一步批判。我们从前述秦始皇陵及霍光等人的丧葬可知，墓穴和地上建筑、死者穿着和随葬品，以至人殉，无不标志着死者及其子孙的社会身份。本来，在等级社会丧葬制度就是等级制度的一项内容，一种标志，厚葬是全面地依照丧葬制度实行的，是丧制的体现，也是等级制的体现。等级制是历史上的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其恶劣作用毋庸赘言，那种厚葬制度及习俗自然应在清除之列。今日有人不明究竟，意欲效法，经营商业赚了钱，早早地给自己修坟墓，并在坟地按照辈分给子孙规划墓穴，搞以祖宗为中心的坟山，这是家族等级制的反映，是父家长制残余在丧葬制度上的表现。今日预造坟墓已是荒唐之举，再搞家内等级的区别，更是谬上加谬。又据报载，昆明郊区石城山、鸡旦山由西南仪器厂承包绿化，山上原来就柏树、柳树成荫，一些职工认为这是风水宝地，因而在此营造生
圹，墓用石块和水泥修建，有的从外地运来黑色大理石，有的在碑上雕刻龙凤戏珠，并饰以金粉、银粉，坟墓占地颇多，大的达18.5平方米。还有128名职工自造的棺材，在这些人中有12名宣誓与迷信开战的共产党员，有中层领导干部，还有属于知识分子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我们获知此事，欲笑笑不出来，心中感慨，不可名状。
第三，厚葬还表现出古人的愚昧迷信，今人对死亡应有科学的认识。古人处在缺乏科学知识的时代，以为死人真有灵魂存在，以为他还能够像在世时那样给生人的生活以影响，以为能够保佑家小，带来人丁兴旺，财产丰盈，消灾去难，而祖宗神灵不保佑，就会灾祸来临。这种祖先崇拜和对亡灵的恐惧，使人心甘情愿地或虽不情愿但又因惧怕而不得不厚葬先人。先人在世留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后人伤感他的故去，用应有的丧仪表示哀悼是必要的，正常的，但是祖先崇拜是不科学的，为此而搞厚葬就没有道理了。古人利用所生活时代的生活用品或其模型，作为随葬物和祭奠焚化物，在那个时代就是迷信的表现。现代物质文明变化很大，古代所没有的现代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电冰箱等普及了，有人制作它们的模型，用以焚化祭奠亡人，死人的“享受”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升级了，做今日的死鬼也比古代的死者“幸福”!人类进入了电子时代，而有些人对死亡的认识以及对亡灵的追悼还停留在古代，可是偏偏又要用现代的文明来装点，实在令人悲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