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里“水”克“金”,有这说法吗?请指教!
一到十,是中国的十个基本数字,也是汉字,又用以组词。这些数字及其组成的词语,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包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今摘要而漫谈之。
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
一,是原始的记数符号,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汉字。古代记数,一二三四都是画横来表示。宋徐灏的《说文解字笺》说:“造字之初,先有数而后有文,一二三亖,画如其数,是为指事,亦为象事也。”
指事,是许慎解说文字的“六书”之一,即“视而可识,察而可见”;象事,也即“象形”,象不同数量的横条。
由数字“一”又引申出“全,满”(如“一身正气”)“相同,一样”(如“一视同仁”)“纯一,纯正”(《尚书》篇名有《咸有一德》)等意义来。又可引申出“专一”之义。
《古文尚书·大禹谟》有名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指用功精深;一,指用心专一。这十六字被儒家奉为励学处事的思想方法。
既然“一”就是数字1(后来中国采用的阿拉伯数字),本来也并无深意。可是中国古代哲人是善于想象的:既然“一”是数字之始,那么它就可以比喻世界、万物之始。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部》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种认识大概本于道家学说,《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不过是想说,宇宙万物的起源,是由一个元初之气(道)开始,由单纯到复杂,从无到有,而用数字模式概括出来。
这很笼统——也许越笼统就越少漏洞,就越接近于实际。宇宙起源,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企图认识世界而苦苦思索的重大问题之一。
当今最通行的理论,是宇宙大爆炸(Big Bang),谓宇宙是在过去有限的时间之前,由一个密度极大且温度极高的太初状态演变而来的。而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单凭坐地观天、冥思苦想,而能得出与此类似的“道生一,一生二……”这样的认识,也实在很不容易了。
至于“一”又引申出“统一”“一概”“一旦”“或”等诸多意义,皆自然之理,兹不赘述。
《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
需要提及的是,古人大概是为了强调“专一”义的重要、可贵,在“一”之外又造了一个“壹”字,古字写成,许慎《说文解字·部》:“,专也。从壶,吉声。”其字之所以从壶,宋徐锴《系传》释为:“从壶,取其不泄也。”即说其造字之理:(壹)之所以偏旁为壶,是取其严密而不泄露之意,故其义为“专一”。
这样,“一”字的“专一”、“等同”“统一”“确实”“一旦”等意义,就往往也用“壹”字表示,显得郑重些。后来,“壹”又作为“一”的大写,以防止文书之改窜作假行为。
二,与“一”同理,原写作两画,比“一”多一,如“独一无二”。引申为“两样,有区别”,如“口不二价”。又引申为“相比并”,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辩士蒯通称赞韩信为“功无二于天下”。
二,是两个“一”,因有“倍”义。清蒲松龄励志联上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百二秦关,出《史记·高祖本纪》田肯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
清同治十一年成都书局刊本《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说:“古人谓倍为二。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齐得十二,言十倍也。”即说,秦兵一万,借地利之便,相当于诸侯兵百万;齐兵一万,借地利之便,相当于诸侯兵十万。
难怪韩信为刘邦南征北战,到了齐地,便产生野心,要求当齐“假王”;而刘邦也将计就计,先封他做真王,而借其军力消灭项羽,然后宁可让他衣锦还乡,改做楚王,也不许他留在齐,以免重新形成“东西秦”的局面。
“一”既有“专一”之义,“二”则有“不专一”之义;而对人的“不专一”,就是不忠。《管子·大匡》:“今彭生二于君。”“二于君”即不忠于君。“不忠”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背叛:“二心”即是背叛之心。
如《文选·张衡〈东京赋〉》“于时蒸民,罔敢或贰”薛综注:“言是时众民无敢有二心于莽者。”是说当时百姓没有敢对王莽怀有背叛之心的。
《老子》第四十二章既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则古人认为,一是元初之气,二是阴阳二气。在古人眼中,这“阴阳二气”可了不得,是化生万物的根源。“阴阳”说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颇大,《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就载有史湘云与丫环翠缕谈论阴阳的趣事。
“二”的同义词是“两”,常用于成对的人或事物以及同时出现的双方,如“两全其美”“两相对比”。
《尚书古文疏证》
有趣的是,古人又造了一个与“二”同音的“贰”字(后作为“二”的大写),作为“二”的诸多引申义用字,如“副,居次要地位的”(古副长官叫贰,太子叫储贰)“辅佐,做助手”(《古文尚书·周官》有“贰公弘化”:辅佐公扩大教化)“再,重复”(《论语·雍也》孔子夸颜回“不贰过”)“匹敌,比并”(成语“参天贰地”)“不专一,有二心”(如“携贰”)“背叛”(如“逆子贰臣”)等义,使用频率很高,“二”的引申义用字几乎全被“贰”取代,很引人注意。
需要说明的是,古汉语中说“两次,第二次”,用“再”而不用“二”。如《左传·庄公十年》载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古人“日再食”(每天吃两顿饭),不说“日二食”;“一而再,再而三”,不说“一而二,二而三”。
三,当然原本就是三横,表示三个、三次,如“二桃杀三士”“事不过三”。但“三”就比“二”有趣多了。因为三个点能确定一个平面,所以古代的炊爨蒸煮器鼎、鬲(lì)、甑(zènɡ)等多是三足的,故称三种并立的势力为“三足鼎立”。
《国语集解》
古人又以“三”代称他们认为重要的三种事物或人。如“三”可指天、地、人。《国语·周语下》:“纪之以三。”韦昭注:“三,天、地、人也。”又可指君、父、师。《国语·晋语一》:“民生于三,事之如一。”韦昭注:“三,君、父、师也。”又称“君、亲、师”。
又指三星,即夜空中明亮而接近的三颗星,有参宿三星,心宿三星,河鼓三星。《诗·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毛传:“三,心。”
又可指三皇,传说中上古三帝王,一般指伏羲、神农、黄帝,也有指伏羲、神农、女娲的,等等,言人人殊。
也可指三王,即夏、商、周三代之君。《汉书·司马相如传下》:“上咸五,下登三。”颜师古注:“言汉德与五帝皆盛,而登于三王之上也。”
我国古代思想家用“二”称阴阳二气,便用“三”称能生万物的和气。即《老子》第四十二章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因为“三”比“二”多,古人便以“三”代指多。《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治理国家),三过其门而不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三致志,即多次表达心志。三思,指再三思考。
《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孔子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论语新编译注》
“三”所指代的“天、地、人”又称“三才”,《易·说卦》在解释卦有“六爻”时说:“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说文解字·王部》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其实孔子和董仲舒都错了,他们是就较晚的“王”字形说字义的。甲骨文“王”像刃向下的斧形,象征王权,不是“一贯三为王”。
“三”还是姓氏,据《广韵·谈韵》说,是三闾大夫屈原的后代,或是三乌大夫的后代。何为三闾大夫?此战国楚官名,掌楚王昭、屈、景三姓贵族,屈原曾任此职。闾是里门,也代指里(古以二十五家为一里)。盖此三姓贵族各居一闾,而屈原掌之,故曰“三闾大夫”。
四,本来是四画:亖。后来借一个表示“鼻涕”义的同音字“四”(后作泗)来代替。可是古书中“亖”还是那样写的,后来人只认识“四”而不认识“亖”了,就有时误以为它是“三”,多写了一划。
《春秋左传注》
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记晋楚鄢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国语·楚语》也记为“则三萃以攻其王族”。韦昭注为“萃,集也。时晋有四军,言三集者,中军先入,而上下及新军乃三集以攻也”。
可是清学者王引之注意到《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声子回忆苗贲皇的话是“吾乃四萃于其王族”,王引之认为二者必有一误。
于是他说:“‘三军萃于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当为 亖。《说文》曰:‘亖,籀文四。’郑注《觐礼》 曰:‘古书作三四,或皆积画.字相似,由此误也。’晋之四军合而攻楚之中军,故曰‘四军萃于王卒’,又曰‘四萃于其王族’,不得言三也。学者多见三,少见亖,故亖字误书作三。”这是“四”字古作“亖”,而给读古书的人带来的小麻烦。
人们对“四”这个数字,非常容易感到亲切。
首先,人有四肢,又称“四体”,是人赖以生活、劳动的重要器官。有古隐者批评过孔子“四体不勤”。
天有四时:春夏秋冬;地有四方:东西南北。又有四维:指大地的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古人以为,天圆地方,天有九柱支持,大地的四隅,也有四根维系大地的绳子,叫做四维。
《列子·汤问》记载这样一则神话:“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
后来人们认为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规范,于国家最为重要,如同维系之使其不至倾覆的大绳,故亦称“礼、义、廉、耻”为“四维”。
《后汉书》
还有一个小故事叫“四知”:《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赴任东来太守,道经昌邑县,他原所举拔的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至夜怀金十斤以赠杨震,杨震拒收,王密曰:“深夜无人知。”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惭愧而退。“四知”遂为廉洁自持、不受非义馈赠的典故。
讲文学的人又有“四始”之说,一般指《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有人说“之乱”二字是衍文)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汉字音调有四声,古四声是平上去入,今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另外,由于汉字是单音节意音文字,双音节、四字格两两相对,四声相错,往往能形成抑扬顿挫的音乐效果,故古代多四言诗,成语也多是四言的,构成了汉语文的显着特点。
又有“四大”,道家以道、天、地、人为四大。《老子》第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原文误为“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见解,显然是富于民主思想的:王只是“人”之一。
后来孟子又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把“民”抬到君王之上去了。
孟子邮票
数字“五”就不像一二三亖那样“积画而成”了,那就太笨了。它是借当交叉讲的“纵横交错,交午”的“午”来表示“四加一的和”这个数的。其字原来像×,后来上下加两横,又隶变为“五”字。
“五”是中国人情有独钟的数字。它是星名,二十八宿中的昴宿。讲“三”时举过《诗·召南·小星》:“嚖彼小星,三五在东。”三五,指参宿和昴宿。
“五”又一般指春秋五霸(五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缪公。
人有五官:耳、目、鼻、口、心,又有五体:四肢及头。匍匐于地表示敬佩,叫“五体投地”。
中医称心、肝、脾、肺、肾为五脏,称胃、胆、大肠、小肠、膀胱、三焦为六腑。其实腑、脏(臓)一事,因为它们的语源字“府、藏”义近,都是仓库。《说文解字》把“府、藏”分别解释为“文书藏也”“兵车藏也”,藏(zànɡ)即仓库,储存东西的地方。
古医学认为五脏六腑是储藏气血、水、食物等物的器官。中国人的主要食物是五谷,有多种说法,一般指稻、黍、稷、麦、菽(豆类)。
五音,指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即宫、商、角、徵(zhǐ)、羽。相当于简谱中的1、2、3、5、6。加上变宫(7)、变徵(4)为七音。
古人讲究五福——五种幸福,出于《尚书·洪范》,是殷贤人箕子对周武王陈述治国纲略时讲的:“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尚书大义》
于是中国民间过去流传一种吉祥图案:五只蝙蝠围着寿字或桃子,寓意多福多寿。蝙蝠之蝠与福字同音,故以五蝠代表五福。儒家五种重要的经书叫“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
又有“五服”之说,指古代以亲疏为差等的五种丧服:斩衰(cuī)、齐(zī)衰、大功、小功、缌(sī)麻。古人以丧服的轻重来区别亲戚的亲疏,怪不得老人常会告诉儿孙:“我们与他家亲属关系远,都过了五服了。”
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观念,是五行学说。何为五行?水、火、木、金、土,我国古代学者认为它们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其实,五行只是先民在缺乏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对物质世界构成的十分粗浅的原始的直观的认识,正如古希腊人认为世界物质组成的四种元素是土、风、水、火,古印度学者认为是地、水、火、风等一样,都谈不上有严密的科学性。
举例来说,火是物体燃烧时所发的光和焰,并非物质;金是金属,种类不同;土中也包含各种不同的物质;而风(空气流动的现象)根本就不是什么物质。可是中国的古人创造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明朝各代皇帝取名即按五行相生原理);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五行大义》
说得似乎条条是道,符合一般常识,不由人们不信,以为是天下至理。其实细究起来,很有些是靠不住的,如说“金生水”,金属哪里能生水呢?不过是夜间金属温度较低,空气中的水蒸气遇之凝结为水,古人不晓,以为金能生水,于是汉朝人造金铜仙人捧露盘,以得“明水”——古代祭祀所用的净水。《周礼·秋官·司烜氏》所谓“以鉴取明水于月”。
但这种理论足以说服绝大多数人,使之深信不疑。于是“五行”理论几乎被应用于万事万物。
举例说,地有四方,学者用“五行”理论去附会,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可是“五行”余一,于是只好再添一个方位:中央属土。天有四时,学者用“五行”理论去附会,春季属木,夏季属火,秋季属金,冬季属水,可是“五行”余一,于是再添一个“季节”:季夏属土。
古人在四季用不同的树木取火,以驱除疾病,叫“变国火”。《周礼·夏官·司爟》说:“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玄注引古学者说:“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与四时并列。
又如宋杨万里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六月中”,为何“风光不与四时同”?明白了古人把“五行”与四季相配的道理,就可以理解了。
李苦禅绘映日荷花别样红
古人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为五常,也把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质叫作五常(今黑龙江省有五常县)。而儒家学者也有人用水、火、木、金、土来附会仁、义、礼、智、信这五常。
孔颖达《乐记》疏所谓“谓五常之性者,若木性仁,金性义,火性礼,水性智,土性信”云云,实无道理与必要。至于中医,也套用五行相生相克之理,但它自有从实践而来的调剂、圆通办法,又有中药、针灸等辅助,所以沿行至今,而每每有效。
六,有人说也是个假借字,是借用同音字“入”字表示比五多一的数,可能如此。
过去讲《易》卦,阴爻称六。如《易·坤》:“初六,履霜坚冰至。”初六,就是该卦的第一个阴爻,因为阴数是六与八,六为老阴,八为少阴,故谓阴爻为六。后因以六为阴之称。
天地加上四方,共有六面,故称六合,指整个宇宙的巨大空间。《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李白《古风》其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有“六经”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汉以来无《乐经》,古文家以为《乐》毁于秦始皇焚书。又有“六艺”,有两个意义,一是即指“六经”,二是指古代教育学生的六种科目:礼、乐、射、御、书、数。韩愈《师说》“六艺经传,皆通习之”,显然是指“六经”。
《三让堂六经全注》
人有六亲,说法不一,多指父母兄弟妻子。“六亲不认”在中国民间可是十分严重的罪名。
“身怀六甲”指妇女有孕。为何叫“六甲”?没找到合理的解释。但笔者排列干支:十天干“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得从“甲子”到“癸亥”六十个干支表示的数字,一共六排,每排十个数字,分别由“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开头,莫非此为“六甲”乎?则“身怀六甲”是否指妇女怀孕有日呢?猜测而已。
七,有学者认为即是“切”的初文,借来表示比六多一的数字,再在“七”旁加“刀”造成“切”字。
七,又是赋的一种,亦称七体。创始人为汉初文人枚乘,赋中写楚太子因过度安乐而病痿不起,吴客前去探病,侃侃而谈,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精析学术等七事,讲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使太子逐渐振奋,最后涊然汗出,霍然而愈。于是后世文人纷起效法此体,形成赋中的“七体”,简称为 “七”。
七月七日夜,称为七夕,是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因而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美好爱情的的象征。白居易长诗《琵琶行》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名句。
《诗经·豳风·七月》以首句“七月流火”而得名,是一首写西周农民生活的民歌,诗风沉重哀婉,为文学研究者所重。
《诗经新释》, 富金壁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2月版。
八,有学者说,古字像两人以背相对,表分别义,即是“分”的古字,后借来表示数字“八”,遂加义符“刀”成为“分”以表分别义。
八方,是在“四方”的基础上的细化,即四方和四隅。八风,指八方之风,说法不同。
八音,我国古代不同质材所制的八种乐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细说之,金,钟镈(bó,小锺);石,磬;土,埙(xūn,陶制椭圆形吹奏乐器);革,鼓鼗(táo,拨浪鼓);丝,琴瑟;木,柷敔(zhùyǔ,奏乐开始时击柷,终止时敲敔);匏,笙;竹,管箫。
说到“八”,不能不说“八字”。过去占卜者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时辰,相当于现在两小时),各配以天干地支,每项两个字,合称“八字”,据以推算人的命运。
认为“八字”不同,命运各异,祸福寿夭,皆由“八字”命中注定,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别的不说,难道人“八字”各不相同吗?有此偏见,主要是因为古代人少,所居地域狭小,见识有限,故认为人的生辰各不相同。
《四柱八字推命书》
以今观之,据2013年4月统计,全球每秒新生4.1人,两个小时7200秒,每个时辰就有两万八千多名婴儿诞生,按旧的说法,他们的“八字”都是相同的,难道命运都相同吗?现在某些中国人还笃信“八字”,无乃太愚昧了吧?
通过观察、体悟,古人发现并总结出男女发育及性成熟衰老规律:“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掉乳牙),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张守节正义)。看来还是合乎古人身体状况的。
至于为何女七男八,也许女性生理发育较男子早些?很难说有什么奥秘。
九,有学者认为本为“肘”的初文,像臂肘形,借来表示数字九,又给“臂肘”义另造“肘”字。
九又泛指多数,清汪中《述学·释三九上》:“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
故“九死”犹万死。《楚辞·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章·惜诵》:“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九牛一毛”比喻极其微小,微不足道。语出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九是最大的阳数,故《周易》以阳爻为九。如《易·乾》:“初九,潜龙勿用。”初九,即该卦的第一个阳爻。而九五,《易》卦阳爻的第五爻,指卦象自下而上第五位。《易·乾》:“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比喻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后因以“九五”指帝位或帝王。
《周易》
古代分中国为九州,故“九州”为中国代称,又称“九域”。古人以为天有九重,故曰“九天”。人死葬于地下,深处有水,故曰“九泉”。
传说中我国有古书名叫《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
十,《说文解字》释为“数之具也”,意思是基数的完备。《易经》把一到十看成基本数,分为天数、地数。天数指一、三、五、七、九诸奇数,相加为二十五;地数指二、四、六、八、十诸偶数,相加为三十。
《易·系辞上》:“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意思是有了这十个天地之数,就可以变化无穷,驾驭万物了。
“十”既是“数之具”,就可以表示多、完备。什么都好,是“十全十美”。古曲有“十面埋伏”,描述汉军全面包围楚军。达到极点,是“十分”。如宋卢梅坡《雪梅》诗其二:“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 十分春,是极致之春。
《孙子兵法新注》
“十”与其它数一样,可表倍数。指十倍。如《孙子兵法·谋攻》:“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
国人常以一到十历数某事物特点。如形容泥菩萨:“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民国时期,人们归纳能当官的条件为:一笔好字(代表人的文化水平),两口二黄(能唱旧剧,风流潇洒,不迂腐呆板),三杯花酒(酒筵上能应酬),四季衣裳(好衣冠代表身份,不寒酸),五官端正(仪表堂堂,而不獐头鼠目,使人厌憎),六国出洋(留学镀金,加深资历),七方交结(广交朋友,门路通达),八圈麻将(应酬交际不可少的手段),九成糊涂(凡事不能求真,要会装糊涂),十分混账(要狡猾、阴险、损人利己)——可谓绘声绘色,切中肯綮。
《诗经》小雅,鹿鸣?
寘彼周行,是置,放置,把菜筐放在大路边的意思,原文语境语义说得通。
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中,周行=大道引申为大道理了,不再是大路的意思了,
应当理解为:宾朋满座待我友好,向我告诉我至善之道、至真之理。
汉典网的示字解释节选
(4) 指示;让人看;把事物摆出来或指出来让人知道 [point out;demonstrate]
示,语也,以事告人曰示也。——《玉篇》
示,垂示。——《广韵》
示我周行。——《诗·小雅·鹿鸣》
言示之事。——《诗·大雅·抑》
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墨子·尚贤下》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
袒而示之背。——《左传·庄公八年》
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左传·成公十年》
璧有瑕,请指示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权以示群下,莫不响震失色。——《资治通鉴》
归以示成。——《聊斋志异·促织》
【每日一字】示: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这是《说文解字》对“示”所做出的解释。小篆字形的“示”,的确是下面有三竖,但从甲骨文字形以及金文字形来看,却并非如此。
甲骨文中的“示”,主要有这几种写法:
可以看到,示基本的构成,是一横一竖,有时候在上面加一短横或者两点(划),并且这也是比较后面的写法了。所以《说文解字》所言的“三垂,日月星”并不是本义,其对示的解释,也应当是引申义。
对于示的字形含义,历来多有说法,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示表示设杆以祭天,象征神祗;二是象神主牌位;三是认为象木表或者石柱,为神主之形,上面的一短横或者左右两划,则是装饰符号。虽然对字形结构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祭祀,神主。从甲骨卜辞来看,示主要作为神主以及先王的称呼。在殷商文化中,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敬鬼神,并且很重要一点就是祖先神,即对祖先十分重视,绝大部分祖先都受到祭祀,卜辞中如三示、四示、五示、十示等等,都是对先王的统称。就此看来,示的本义应当为神主、先祖,与祭祀有关。
当先民对于自然天象不能理解之时,会产生一种敬畏心理,认为有超自然的神灵的存在,并通过祭祀来表达自己的敬畏与祈祷。而当出现某种异常的自然现象,比如历史记载中曾提及的禾生双穗、河出图、洛出书乃至于地震等等,人们便认为这是神灵或者先祖显灵,向人们垂示祸福吉凶。
由此,示才引申为《说文解字》中的“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之义。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字中,凡是以示为意符的字,都和鬼神、祭祀、吉凶、祸福有关。清朝康熙帝深受汉文化影响,其儿子名字的第二个字都是示字旁的字,如大家比较熟悉的胤禔、胤礽、胤禛、胤禩、胤祥、胤禵,这些字虽然不常见,但从字源来说都与祭祀或鬼神有关,并且都带有福佑美好之义。
再进一步引申,示才表示给人看、让人知道、告诉别人,《玉篇》就说“示,语也,以事告人曰示也。”如此,方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说的表示、告示、指示、展示、示范等等意义。
《诗经·鹿鸣》中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在座的宾客喜爱我,告诉我至善之道、至真之理。知识的传承并不容易,真理的大道更是崎岖,于是前辈们总是愿意将自己的所得分享、展示给后人,让后人在成长的路上能有所警示、少些磕碰。比如在诗词中的大量“示儿诗”,就是通过诗歌,或夸赞勉励,或嘱咐训示,来进行对儿女的培养教育。宋代诗人陈俊卿,写有《示二子》,其诗言:“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告诫儿子要清清白白做人。
宋代诗人陆游也写了很多“示儿”诗,大多是在传授知识、教导做人的道理。比如《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用自己做学问的经验总结来教育孩子,告诉孩子做学问要坚持不懈、早下功夫,不能满足于表面的理解,而要在实践中去加深认识。而那首广为人知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是传达出深沉而真挚的爱国之情,在对孩子的谆谆嘱咐之中,内含着爱国教育。
正如陆游的那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前辈的告示、警示是一方面,自己的领悟又是另一方面。通过旁人的好意,我们虽然也可以获得启示、得到帮助,但自己能真正领悟才是将知识化为己用。中国的禅宗讲究顿悟,《景德传灯录》上曾记载舒州天柱山崇慧禅师与一位僧人的对话,僧问,崇慧禅师以一句诗回答,僧又问,师又答,但僧还是不明白,于是“乞师指示”,禅师只以一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作答,希望僧人能自己体会、自己领悟,而不做更多指示。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是瞬间中得到永恒,在万物中化为一体,境界至高,耐人寻味。这时候语言乏力,而只能靠自己神思遨游去领悟其中的内涵了。而“示”的意义的演变,从神灵到表示、告示,越来越走近人民生活,越来越贴近人的情感表达。(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施希茜)
鹿鸣宴是怎样来的?
根据我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新唐书·选举志》中记载,"鹿鸣宴"是唐代地方官员为本地新科举人举办的一种宴请,时间一般放在放榜的次日。因宴会上演奏《诗经》中的《鹿鸣》篇助兴而得名。
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在《送杨少尹序》中也写道"杨君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
在宴会中,吹笙鼓簧,宴乐熙和,具备了序长幼、别尊卑、敦风励俗、教化天下等多种功能,因此鹿鸣宴被历代统治者和儒家知识分子所看重。
到了宋代,鹿鸣宴也十分盛行,主要记载在各文人墨客的诗作中,北宋的鹿鸣宴诗作数目比较多,尤其是在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彭龟年在鹿鸣宴上,写下了"载赓宵雅推多士,宁许皇苓继大声。"的诗句,一句话说出了在鹿鸣宴席上众儒士风流倜傥、笔落惊风雨的典雅形象。到后来,菜肴中出现了鹿肉,因此,这个宴会成了名副其实的"鹿鸣宴",一直盛行到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