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性情活泼而温顺，以草叶为食，肉味鲜美富于营养，商周时期就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瑞兽。祭祀之礼多用羊，祭祀礼器多用羊形而不用猪狗，这有顶级国宝青铜礼器四羊方尊为证。
羊为什么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瑞兽？后来的大儒们对此有解释：汉初的大儒董仲舒说：”羊，祥也，故吉礼用之。”在《春秋繁露》里说：”（羊吃乳时）必跪，类知礼者。”懂得”跪乳之礼”的羊一直倍受大儒们的推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对”羊”的解释是”祥也”；祥字也用羊做声部，上天垂祥于羊，羊之所在为安详之所。
羊什么时候丧失了”瑞兽”这一文化地位的呢？是元朝，蒙古人是流毒之滥觞。元朝蒙古人是老大，史载，当时官方牧场、贵族牧场的牲畜，秋末冬初之时，常就近赶至华北农耕区，”自冬至春，并不立圈喂饲，俱于百姓地内牧放，致令嚼食桑枣果木诸树”，北方许多耕地因之”少垦而多荒”。百姓们发现冬季作物被牛吃了，还能有些收获；被羊吃了，就如同火烧过境什么都没了。其实这与牛羊不同的进食方法有关，牛的嘴大舌大不那么灵便把禾苗连根拔出来吃掉；羊的嘴小舌小，门齿严密，能把禾苗啃食净尽，连根拔起吃掉，”牛食如浇，羊食如烧”，实在是北方百姓对蒙元贵族恶行的无奈。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钱塘有位大忽悠先生王逵，以算卦卖药为生，为逞其能向羊大泼污水：”谚有之曰：’牛食如浇，羊食如烧。’信夫！是盖生杀之气致然也。”翻译成白话，大意是：草木被牛啃过，剩余的部分会再次茂盛起来；被羊啃过，剩余的部分只会枯槁。谚语说”牛食如浇，羊食如烧。”这是牛、羊具有不同的生、杀之气所导致的。
稍晚一些的明代藏书家郎瑛（1487～1566），对”牛食如浇，羊食如烧”这一流行于元末明初的民谚，有更进一步的解读：大意是：被牛啃过的草木还会再度茂盛，被羊啃过的草木多会枯萎。牛、羊同为吃草的畜类，相反如此，原因在于二者的五行禀性不同——牛属于”土畜”，土能生养万物，羊属于”金畜”，金主杀伐。牛羊的”涎沫”的性质也因此不同。
这是改版的阴阳五行说，按王逵和郎瑛的上述解读，”羊”显然已不再是瑞兽，相反却主杀伐，温情脉脉的羊怎么就主杀伐了呢，老虎干吗去了！。 明人江元禧《耳目日书》，内中已有”女子属羊守空房”之语，认为属羊的女性出嫁后会克死其夫而寡居。这种”属羊女嫁夫而夫早死”的谬论，显然系自”羊吃草而草必将枯萎”之说”类比”而来。
乾隆、嘉庆年间，北方的百姓忌讳属羊的女性，已蔚然成风。李汝珍于嘉庆二十年（1815）前后写成小说《镜花缘》，书中辛辣讽刺了这种风气：”又闻贵处世俗于风鉴卜筮外，有算命合婚之说。……尤可笑的，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其说不知何意，至今相沿，殊不可解。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变为虎？——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龙为四灵之一，自然莫贵于此，岂辰年所生，都是贵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
及至晚清，”洪杨（红羊）之乱”、 “杀猪（主）斩羊（洋）”等风波接踵而至。慈禧生肖属羊，宫中对与羊相关的事物颇为忌讳，且慈禧女主执政而有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妨害夫家”莫此为甚。这种以”猪”指代”天主教”，以”羊”指代”洋人”的宣传，使羊在民间的文化地位一落千丈。羊进一步被丑化，属羊的人也继而更受歧视。约1898——1899年左右，鲁迅的母亲曾想为其定下一门亲事，女方是鲁迅小舅父的长女琴姑，但终因顾虑琴姑生肖属羊而作罢。
综上，”肖羊者命不好”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谬论；该谬论始于蒙元，其大致变异环节如下：统治者恣意放牧牛马羊，破坏民众耕地，使”羊食如烧”成为一种社会灾害。这种灾害与”五行”文化结合，使本属瑞兽的羊，成为蒙古贵族农田放牧恶行的背锅侠。这种谬论乖理反映到民俗中，肖羊者遂被解读为”克夫””克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