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一个问题：都是历史上罕见的青天大老爷，为什么包拯的命运不像海瑞那么惨兮兮的？
最爱君之前没细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把两个“青天”放一起，还真是诶——包拯的官运比海瑞好得太多了。
包拯（999—1062）和海瑞（1514—1587）都是古代官场晚出道的典型。前者虽然28岁就中了进士，但为了尽孝，十年后才步入仕途，后者实在是科举怎么考都考不好，熬到了40岁，无奈以举人身份做了个不入流的小官。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包拯进入官场后，一路绿灯，26年间25次升官，几乎平均一年一升迁，人生的路，就跟开了挂一样。海瑞呢，在官场里，身世浮沉雨打萍，起起落落，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被罢黜闲置，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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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上来就会说，混得好不好，关键看情商。然而，包拯、海瑞这两个耿直boy，谁来给最爱君区分下情商高低？
包拯做过的职位两只手数不过来，但他一生的精华，主要不在断案（那是小说里的包拯），在谏言（这才是历史上的包拯）。他的一生，最出彩就是做谏官，怼天怼地怼皇帝。
说急了，甚至对着宋仁宗发连珠炮，喷得皇帝满脸口水。搞得仁宗同志回到后宫就拿张贵妃出气：都是你，非要替伯父跑官要官，你不知道包拯把朕看得很紧吗？
海瑞的事迹也不遑多让。他干过最疯狂的事，是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骂皇帝疏”，即《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这篇疏文太劲爆了，嘉靖一遍遍重读，一会儿气炸了，怒骂海瑞是“畜物”，一会儿理智又回来了，说海瑞自比比干，但我不能做商纣王啊！
总之，这两人是真不把皇帝当外人，有话直说，一戳到底。正是这种不畏权贵只争对错的精神，才让他们在历史上赢得了应有的美名与尊重。
但现在一些书，总拿历史来指导人生，动不动就给包拯、岳飞、于谦、海瑞等耿介之士扣上情商超低、情商负数的帽子，仿佛只有那些只管钻营不分是非的人物才值得今天拿来做榜样。这种颠倒价值观的论调，尤以历史畅销书和机场成功学为甚。
人家一生孜孜以求的高标准、严要求，反倒成了通融派、骑墙者的笑话是不是？
现在流行的所谓高情商，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乡愿”，为了保住个人的好处，回避棘手问题，你好我好他也好。
古代不乏乡愿之徒，现在也一样，多的是高情商之人。
但是，人家那时候从不把乡愿当成值得傲娇的事，一个人被说是乡愿，那是要奋起抗争，说你才乡愿，你全家都乡愿。哪像现在，把高情商贴在脸上，当作主流价值观显摆，得意洋洋，招摇过市。
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包拯或海瑞随便哪一个再世，若不把他们怼死，肯定就被他们堵死，心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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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无关情商，那两人的官运差这么远，原因在哪？
最爱君翻了翻他们的朋友圈，真的有所发现。
海瑞的一生，几乎就是个孤胆英雄，有勇气，没朋友。他只是个小举人出身。在“举人多如狗，进士满街走”的年代，他要不是走了狗屎运，赶上嘉靖前期励精图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政，恐怕一辈子熬到头也就是基层公务员退休了。
他的几次升迁，确实离不开贵人相助，但帮他的人，要么单纯欣赏他的为人，谈不上私交，要么只是把他当成政治斗争的棋子，在适当的时候摆他上去。他是波诡云谲的政局中，身不由己的存在。
最明显的是，他在江南推行兼抑豪强政策，结果招致士大夫群体的围攻，有言官直接说他“鱼肉士大夫”。李春芳、高拱、张居正等一帮位高权重的阁臣，没有一个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将孤军奋战的海瑞视为异端。
在各级官员和地方诸多势力的联合夹击围堵下，一位真正的清官和改革之臣没有立锥之地，被迫离开政坛。
试想一下，海瑞要是在帝国政界有三五好友作为奥援，他的下场不至于如此惨淡，改革也不至于处处受掣肘。再退一步，即便受到弹劾和非议，也会有人站出来替他挡几支暗箭。
但他完全没有，他是孤独而又孤傲的存在，腹背受敌的时候，孤立无助，铩羽而归。
跟小举人海瑞比起来，进士包拯的朋友圈高大上得多，时不时就冒出一堆大咖的点赞。
这就好比，海瑞的同学都在帝国基层打工，他一个人侥幸挤进了帝国权力核心，放眼望去，没人与他权位相当，也就没人与他同气相求。包拯的同学却因为学历高，一入政界，就都是天子骄子，迟早是帝国中枢的核心成员。再加上包拯拿到学位后没有直接做官，当他尽孝了十年后来到官场，哇，昔日同学一个个身居显位，一个个都成了他初涉官场的靠山。
包拯中进士是在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这一榜堪称两宋“第一榜”，出了太多牛人。其中，官至宰执者多达7人，包括文彦博、韩琦两任宰相。
这些人都是包拯的“同年”。同年的关系在宋代政坛是很亲密的一个群体，宋初柳开曾指出，“同年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至子孙累代，莫不为昵比，进相援为显荣，退相累为黜辱”。
不仅如此，包拯与文彦博还是儿女亲家，与韩琦同样私交甚笃。有这两名事实上的大佬罩着，包拯基本上就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刚正不阿，四处开炮，而不怕被人褫夺官位。
前有欧阳修指斥，后有胡宿弹劾，也无法阻挡包拯的步步高升。
在三司使任上，发生了两起兵变，均与军队补给有关，包拯应负连带责任，所以他一度很惶恐。但他的官运并未因此受影响，反而在一年后晋升为枢密副使。
朋友圈有多重要，这次神秘升迁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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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对于一名清官的处境影响很大，但在皇权体制下，政治生态的开明与否才是决定包拯顺风顺水而海瑞逆风逆水的根本原因。
同样是骂皇帝，包拯骂完了，俸禄照领官照当，海瑞骂完了，直接牢里蹲。这是偶然吗？
对，有偶然的因素。包拯运气好，赶上了脾气超好的宋仁宗，所以怎么作都不会死。
包拯可谓生逢其时。史载，宋仁宗“天性仁孝宽裕”，宽厚的性格使得这位君主能够接受臣子的犯颜直谏。仁宗与包公互相成就对方，就像唐太宗与魏征一样。
不过，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性。宋代士大夫群体包括谏官的获得感，比明代强得多。这不是一句屁话，而是实实在在影响了两代士人的精神风貌。
遇上一个好时代，做个清官可以仕途和名声双丰收；反之，做个清官只能身体和灵魂都受苦。
一个曾在皇宫中参加道场法事的和尚回忆说，有一次仁宗皇帝赏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但特意交待说：“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喷朕一脸唾沫星子了。”
当时，不仅包拯直言敢谏，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怼起皇帝均不逊色，史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皇帝爱面子，知道必须尽量少让谏官们揪住小辫子。
那么，海瑞所在的明朝嘉靖时期是怎样的政治生态呢？
宋明两朝士大夫的境遇堪称天上地下。宋朝优待士大夫，前所未有；明朝羞辱士大夫，同样前所未有。
嘉靖三年（1524），因为大礼议之争，134名谏言的大臣被集体廷杖，那真是血溅玉阶，肉飞金殿，16人当场死于殿廷之上。
放眼整个明朝200多年历史，士人、言官被公开打屁股，当众羞辱，那是家常便饭。遇上嘉靖这样下手狠的皇帝，还能捡回条命，该是祖坟冒青烟了。
可见，宋朝皇帝是心疼士大夫，明朝皇帝是要弄疼甚至弄死士大夫，如果他们多嘴多舌的话。
海瑞恰好是皇帝眼中最多嘴多舌的那个人，不要说仕途顺遂了，能留住一条老命就算他赢。
宋仁宗在位时，批评朝政的人很多，不是说这人用得不好，就是说这事做得不对，让人感觉仁宗时期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但是，仁宗死后，褒奖仁宗时期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将这一时期称为两宋最好的时期。怀念仁宗及其时代，俨然成为一股自发的文化潮流。
为什么这么矛盾，仁宗朝到底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透过现象看本质，判断一个时代的好坏，要反着看：真正黑暗的时代，在当时都是一片光明的礼赞，因为它不允许渲染黑暗；而真正美好的时代，在当时却是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因为它鼓励真实的表达，而且把一切美好当作理所应当，并不能容忍隐蔽的黑暗。
这么看来，海瑞的悲剧在于，他处在了明朝“最好的时代”而不自知，老是发出不合群的嘈杂之声，所以就被和谐掉了。而包拯的幸运在于，他身处的时代或多或少让人相信：批评，让世界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