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是什么？
人，喜欢问“为什么？”而在众多“为什么”中，又以个人在这个尘世的生死、祸福、贵贱、穷达等所衍生出来的“为什么”最让人萦绕于心。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行者常至，为者常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古老的格言告诉我们，最大的决定因素在于“自己”。但人生的实际阅历却也一再提醒我们，它们往往和个人的才智、努力、德性、作为不成比例，而似乎有超乎这些的其他决定因素。
这些超乎个人的其他决定因素，即被我们的老祖宗笼统地称之为“命”。所谓“君子不以在我者为命，而以不在我者为命”，“命”指的是并非自己能决定、但却能决定自己生死祸福、贵贱穷达的各种因素。所谓“人受命乎天”，古人认为这个“命”是由“天”决定的（故亦称为“天命”）；而所谓“天”有两个含义：一是人格化的“天”，它指的是“神的意旨”；一是非人格化的“天”，它指的是“自然奥律”。因此，在广泛的定义里，凡是超乎个人的决定因素，不管是出于“神的意旨”或来自“自然奥律”，都属于“命”的范畴。
所有的天机或命运物语都是对“命”的揭露。而在这种揭露过程中，中国古典命定论的各种内涵——包括它的理论基础、判读方法、说服策略、文化特色、心理及社会功能等也都跟着一一显现。本章想先从前面所举的故事来探讨一个基本问题——中国人的“命观”，也就是我们的老祖宗认为“命”具有什么本质，以及对“命”抱持什么态度的问题。
天命不易与天命靡常
命的“本质”不会自行显现，我们只能从被揭露的命里来加以理解。
观点一认为，命具有必然的、不变的本质，而这也正是《尚书》里所说的“天命不易”——命之所以为“命”，正表示它是“半点不由人”的，不会因人力的介入而有任何的改变。就坏的一面来说，这种必然性虽然予人一种受摆布的感觉；但就好的一面来说，因为命的“不易”，所以它也是“可信赖的”。
但另一观点却是另一番景象：命并非人所自以为是的那样必然，它其实是无常的。而这也正是《诗经》里所说的“天命靡常”——神的意旨或自然奥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变化莫测。就坏的一面来说，这种变化莫测给人一种不可信赖、无所依循的感觉；但就好的一面来说，因为命的“靡常”，而腾出了不少转圜的空间。
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但却同时存在。此一矛盾存在，在更深的意义上，正代表了中国人对命的“双情态度”。因为有“天命不易”的观念，使人兴致勃勃地想要“窥天命”，而如果窥探到的玄机无法兑现，则可自我解嘲地将它们归诸于“天命靡常”。反之，因为有“天命靡常”的观念，使人觉得应该要多“尽人事”，而在徒劳无功、受到挫折后，又可自我安慰地将它们归诸于“天命不易”。
具道家色彩的“安命观”
不管命的本质是“不易”还是“靡常”，重要的是人要如何与命互动，而这就涉及“态度”的问题。
第三种观点，则是有着浓厚的劝人“安命”的气息。很多人无法体认那是自己“命中无份”的，竟然还刻意营求、强行索取，最后只能落得白忙一场、徒增烦恼，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相反，知足常乐，回绝了可能的荣华富贵，则会得到另外的艳羡。
一些修行者，“命理高手”，在知道自己大限已到时，并不像一般命理学家汲汲营营于为别人或替自己“改命”、“盖运”，而是安然处之，临死不惧，把握人生的最后时光，开怀畅饮。虽然安于无情而残酷的命运，却反而给人一种超然、洒脱的感觉。
这种“安命观”，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道家承认命的存在，但就像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冥冥中决定万事万物的天地大力，是无亲而又无情的，一个人面对它的良策是“无为”、“虚静”、“弃智”这些反求诸已的心灵修为。所谓“无欲则刚”，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人若无所营求，不为所动，即能获得心灵的自由。他并不赞成人们去窥探命，因为他说：“先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想要预见事情的发展，所得到的只是华而不实的表象，但却是愚蠢的开始。
庄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主张人“无以故（巧谋）灭命”、“去智与故”，又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德之胜”。这种“胜利”看似有点阿Q，但如果一个人能不在意命，不受它的干扰，则“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确实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终极而言，死亡是生命中最必然、也最难以超脱的“命”，你再如何费心营求、如何神机妙算，终归是难逃一死。我们惟有“安然处之”，才能得到解脱。
具儒家色彩的“立命观”
儒家的“立命观”鼓吹的则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虽然一方面“信命”，但是通过各种积极的德行、学习可以改变“既定命运”。对此，提出了另一套说辞，所谓“理未易明”，不管你被告知的是什么“命”，凡事“尽其在我”总是没错的。而所谓“尽其在我”，是“做应该做的事”。
这样的态度，是比较倾向于儒家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立命观”。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说：“五十而知天命”，但这个“知命”并不是去“知晓神的意旨或自然奥律”。《朱子集注》曾引程子的话说：“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因此，孔子的“知命”只是“相信命存在”而已。孟子虽然曾说：“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但这也表示不要故意和可能的危险命运作对而已，他同样未触及命的内涵与运作法则。
让儒家表现其特色的是“立命”，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在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命运之前，儒家强调“修身”、“尽其心”、“尽其道而死”、“知其不可而为之”，成就一种光辉的人格。我们可以说，将生死祸福、贵贱穷达委之于命，不患得患失、也不刻意营求，是儒家与道家相似的地方，但主张凡事尽其在我，让个人的才智和仁义之道获得最大的发挥，则是儒家有别于道家的“立命观”。
阴阳五行家的“窥命观”
“窥命观”是一种更积极、也更为国人所熟悉的态度。想经由“窥探天机”以博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热切之情：诸如按照某种预示取名博取富贵，进行某种禁忌。
“窥命观”，让人想起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与道家、儒家分庭抗礼的阴阳五行家。所谓“窥命”就是要像《易经》所说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找出神的意旨或自然奥律背后的运作法则以及判读它们的方法，然后知所趋避，有所运用，以增进个人及集体的福祉。
很显然的，它比道家的“安命观”或儒家的“立命观”都具有更大的实用性，而且也因为它把“命”当做一门知识来研究，所以也比前两者具有更大的发展性，而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后，陆续发展出各种体大用繁的理论和方法，积淀成一个非常庞杂的知识体系，成为笔者所说“中国古典命定论”的主要内涵。
三种命观，三种自由
事实上，还有第四种态度，也就是以墨家为代表的“非命观”，但为免治丝益棼，这种不承认命存在的态度，我们留待后面相关篇章再谈。基本上，在承认命存在的前提下，中国人对命所抱持的就是“安命”、“立命”与“窥命”这三种态度，它们多少跟前述“不易”及“靡常”这两种“天命”本质在个人心中所占的比重及如何统合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三种态度也可以说是在反映中国人于命运的阴影下，所渴望的三种“自由”。
人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相信“命定”，一方面又渴望“自由”。其实，不管是道家的“安命观”、儒家的“立命观”或阴阳五行家的“窥命观”，都是对“命定”与“自由”所做的不同形式的统合。哲学家斯宾诺莎曾说：“自由乃是对必然性的一种体认”，我们在体认了必然性（命定）后，要“选择”和它维持一种什么关系，才是“自由”的范畴。以此观之，道家在体认人的生死、祸福等“必然”会受到某些因素的摆布后，它选择“安时处顺”，以获得个人心灵的“自由”。而儒家在体认同样的“必然性”后，则选择“尽其心”，以维护自己人格的“自由”。至于阴阳五行家则是在做了同样的体认后，选择“窥探”它、“运用”它，以期获得追求个人福祉的“自由”。
这三种自由同样为人所需要，所以事实上，前述的三种命观也同样为中国人所需要。当然，一个人要安命、立命或窥命，可能需视当时他渴望的是什么自由而定。
民间百姓心中的最爱
通常，三种命观的同台演出。
由一个高明的窥命者来颂扬安命观和立命观，似乎表示“安时处顺”与“尽其心”比“窥探天机”具有更崇高的价值。但在故事里，最让人“动心”的却很可能是能让人鉴往知来、趋吉避凶的窥探天机能力。
事实上，道家的安命观和儒家的立命观虽然“不错”，但绝不是民间百姓心中的“最爱”。我们可以说，在这方面，儒家和道家都错估了人性，因为一方面承认命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叫人不必理会它、不要窥探它，而只需在个人修为上下工夫，这不仅“低估”了人们的好奇心（求知欲），同时也“高估”了人们的德性，而这正是儒道两家所共有的致命伤。在反映民间百姓心灵样貌的明清笔记小说里，劝人“安命”与“立命”的故事，寥寥可数。
多数民间百姓渴望的并不只是将生死祸福、贵贱穷达委诸于命而已，他们更希望知道（至少是有人能告诉他们）关于命运作的各种法则及判读方法，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进而利用这些知识来追求幸福和财富，以满足他们并不怎么高尚的德性。在这方面，他们具有无比的决心和毅力。
中国人“窥命”窥了一两千年，所窥出来的各种名堂，以后有机会给感兴趣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