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ｃｏｌｅｒｅ”，寓耕作之义，引伸而意涵智能的培养。梁启超则以浸润东方智慧的语言宣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时至今日，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仅指精神产物。这样的表述自然很概括，但听起来有点枯燥乏味。其实，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一词，内涵简约而富哲思，外延宽广而多情趣。寻根溯源，还须通过《周易》品尝它的原汁原味，进而汲取有利于当今文化建设的珍贵滋养。文化的意涵《周易·彖传》基于６４卦之一的贲卦结构，导出一个哲思精妙的命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告诉我们：“文化”二字原本分而复合，“文”是“化”的条件，“化”是“文”的结果。这里，很有必要弄清“文”的本义。《说文解字》释曰：“文，错画也，象交。”即笔画交错，形象如“交”。而《周易》则从“一阴一阳之谓道”出发，直指“柔（阴）来而文刚（阳）”，“刚上而文柔”为“天文”，从而把“文”定义为刚柔交错阴阳亲和的景象。大自然刚柔交错，阴阳亲和，形成天文；同样地，人类社会刚柔交错，阴阳亲和，则形成人文。天文反映宇宙时空的运动变化；人文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善。天通过“文”而生时变，人通过“文”而达进化。天文彰显自然现象，揭示各种天体之间的关系；人文彰显社会现象，提示人与人以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人文还联系着天文，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时空环境的变迁历史地结合起来，实现着人与天之间的对立统一，即人天之间阴阳刚柔的交错亲和，从而进一步加深文化的内涵并拓展其外延。《周易》指出：“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明确地告诉我们：文反映着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情状。文不当则生凶，文适宜则化吉。所以“文”在亲和交流，“化”即良性演变。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观察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情状，互相亲和交流，以臻天下升平。文而言之，文化乃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亲和交流以求改善生活方式与生存环境的思想体系、行为倾向与实践成果。文化的展示《周易》站在“究天人之际”的高度，把“文化”归属于“一阴一阳”之道。这种道，一以统之，普照社会，贯通宇宙；分而化之，引导百事，玉成万物。《周易·系辞传》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实际上，言者、动者、制器者与卜筮者几乎包容了方方面面的社会成员。他们各自注重《周易》的文辞精义、变化机制、卦象意蕴与筮占原理，恰恰在于通过语言、行动、工具制作与推知未来四条重要途径以展示人生的文化。“言者尚其辞”。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构件与信息载体。语言交流表现为言与听者的互动而展示其“一阴一阳”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根本要求，一言以蔽之曰“善”。《周易》指出：“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这里的“善”与“不善”，体现着“文”与“不文”；而“应”与“违”则宣告着“化”与“不化”。文的语言，化为同声，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进而同心协力，互惠互利。《周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就是“言者”展示的文化境界。“动者尚其变”。尚变，关键在通变，即通晓一阴一阳的文化运变，认识它，掌握它，适应它，以期出于穷而达于通。《周易》云：“通变之谓事”。“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怎样通变？首先是顺时，因为“变通者，趣（趋）时者也。”什么是“时”？《周易折中·义例》指出：“消息盈虚之谓时。”所谓消息盈虚，即阴阳消长，刚柔推移，它反映着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某一时点上显现的情状与趋势。顺时而为是《周易》通变的精髓，它指出：“顺以动，豫。”“天地以顺动，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面对天文人文，欲求“化成天下”，既须“与时偕行”，还须与“位”相应，达到顺时而当位。《彖传·干》云：“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生动地反映了“时”与“位”的有机结合。这种“时”与“位”的一致性，在阴阳交织的卦爻图像体系中表现得一清二楚，其理想状态一言以蔽之曰“中正”，其理想境界则简而约之谓“保合大和”。《周易》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所以“位”与“时”一样，在阴阳对立统一的文化过程中具有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客观标示性。《周易》强调：“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告诫人们“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在这里，无论是“仁”或“节”，都强烈地体现出人与人亲和交流、官与民亲和交流的文化倾向。“制器者尚其象”。制器，创制生产工具与生活器皿，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现。制器首先在于开发创意。《周易》认为，多姿多彩的卦象蕴涵着丰富的创意。它列举自古以来从结网渔猎、木具耕作、垂衣蔽身、到舟楫通航、车马运输以至书契交往等十二项重大创造发明，指出其中的创意无不来源于相关卦象的启示。“卜筮者尚其占”。这里，我们应当排除“筮占＝迷信”的偏见。《尚书·洪范》告诉我们，筮占是古代王室决策前的一种咨询手段，目的在于推测事物发展的可能结果。《周易》更通过《系辞传》的阐释，把筮占从巫术文化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富涵哲思的数理文化之门。《系辞传》云：“极数知未之谓占。”直截了当地将预测未来的筮占推上了“极数”，即穷究数理、演算数学的舞台。《系辞传》又云：“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从而揭示事物的运动发展是一个由“往”向“来”，可以通过数理分析获得认知的过程。探索过去是顺数，顺序排列，依次分析归纳；预测未来则是逆数，需要在理清顺数的基础上推演，逆向求证其可能的结果。诚然，《周易》无法超越时代提出以数理统计为支撑的现代预测学，但它确已在事实上把卦象符号体系看成为预测未来的原始数理模型。而所有这些令人惊讶的哲思睿想，恰恰来自“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观念。文化的基石《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显然，包容着阴阳亲和交流意涵的文化，顺理成章地立足于《周易》之道。而继承天地之道指引人类社会的根本准则表现为“善”，也就是德。所以，按照《周易》的逻辑，文化的基石必为道德。《周易》指出：“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由此可见，与天地之道相对应，《周易》甚至将人间大德仁与义直接视为人类社会之道。这种人道，既有含情之仁，又有寓理之义。就体而言，仁为阳，义为阴；就用而言，仁为柔，义为刚。于是，阴阳亲和交流，刚柔相辅互济的文化理念渗透了《周易》道德观的基本架构，使《周易》阐述的道德充满文化气息，而《周易》倡言的文化则深蕴道德意义。《周易》告诉我们：继道的是“善”，成道的是“性”。这里的“性”，当然是人之性，而更明确地说，则是人悟道的善性，亦即德性。德性体现于“四德”：元、亨、利、贞。《周易》云：“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通俗地说，“元”就是大善，显示于仁；“亨”就是完美，显示于礼；“利”就是惠人，显示于义；“贞”就是守正，显示于事业。德性外现，即为德行。《周易》提倡的德行具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史称“九德”。《周易》认为：“履（礼），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并对它们的具体表现与实际功能一一作出了简明精要的阐释。由于“九德”依据于九个卦象，自然闪耀着阴阳亲和交流的文化色彩。在《周易》编织的德行网络中，如果说“九德”为纲，那么“象传”中逐卦逐爻提出的具体行为指南就是依纲而张的目了。在这里，６４卦卦卦据象论道，３８４爻爻爻循言说德。可谓情理并茂，精彩纷呈。其中现今最令人乐道的名言，当为通过清华大学校训播传社会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了。而干天坤地亲和对应的文化格局，于此同样地一览无遗。文化的本质《周易》将文化定格于阴阳亲和交流以化成美好的天下。这里的“天下”，既指自然领域的天下，更指社会领域的天下。所谓“化成”，传统的解释着眼于“教化而成”，其实尤应理解为“潜移默化而成”。由于文化表现为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特别须要指出的是，潜移默化的终极目标并不止于“天下”，而止于占有“天下”核心地位的人。在完善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环境的同时，完善人的品德、素质，完善人性，以求得人类生命世世代代良性的持续发展。唯其如此，《周易》以黄钟大吕提醒世界：“天地之大德曰生；”并且高屋建瓴地作出全面概括：“生生之谓易。”在易学史上，对于“生生”的解释可谓百花齐放。汉代荀爽释曰：“阴阳相易，转相生也。”晋代韩康伯注曰：“阴阳转易，以成化生。”北宋司马光解曰：“形性相续，变化无穷。”张载认为：“生生，犹言进进也。”程颐认为：“生生相续，变易而不穷也。”南宋杨万里的见解是：“易者何物也？生生无息之理也。”朱熹则说得很简洁：“阴生阳，阳生阴，其变无穷。”此后，明代的来知德等皆循其说。上述种种解析，各有其据，各具其理。但从《周易》关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立论来探究，“生生”其实可以十分简单地阐释为“生而又生”，第一个“生”是生命之成，就人类说即为生育。孔子对乾坤二卦的赞美由此而起：“大哉干元，万物资始！”“大哉坤元，万物资生！”第二个“生”是生命之续，就人类说即为生存、生活、生长、生发。“文化”一词从《周易》流传社会，二千多年来随着历史的变迁产生过种种不同的诠释。但正本清源，它那以“生生”为根本，以道德为基石，以阴阳亲和交流为内涵，以语言、行动、生产生活制器与数理推演未来为主要展示途径的深博思想体系，至今仍然具有引领时代潮流的价值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