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占卜界的祖庭发源地就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古城
无论是研究，还是粗疏地阅读我国古代文化知识，都会遇到被叫做十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被叫做十二支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由这22个字符组成的干支系统，实是颇具“乡土”特色的地域文化纽结。若要对古代天文学、古代医学、古代哲学等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读，不清楚由这22个字符组成的干支系统及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就会寸步难行。65年前，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一文，首次对这一颇具地域文化特色的符号系统，进行了科学的审视。今天重读此文，对指导我们科学地审视和研读地域文化，仍具十分有益的启迪。
一、不盲从古说，力求干支奥义
在郭沫若之前，古人对干支早有诸多解释。在一味从古的文化人眼里，这些解释似乎已成不刊之论，而郭沫若在《释支干》一文中却说：“关于支干解释，自汉以来如《淮南子》、如《史记》、如《汉书》、如《说文》，虽均有所尝试，然皆据后来之字形字义以作望文生义之臆测，故了无一当”。
对古说乃“望文生义、了无一当”的批评，其不盲从古人的神色溢于言表。而我们细读《释支干》全文，则会发现，这种大胆决绝进行否定的勇气，确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探索基石之上的。其纵横开合的论证，无处不浸透着科学的智慧，探索的艰辛！从《释支干》中，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对颇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干支符号，做了如下考证：
（1）力求干支符号本义。郭沫若首先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考证干支符号的文字起源。他对甲骨文的精深研究，使他得以从甲骨文之初形，考证得“甲、乙、丙、丁”乃是产生于渔猎社会的一组最早的文字系统。他证释“甲”是鱼鳞、“乙”是鱼肠、“丙”是鱼尾，“丁”是鱼之眼睛，四字通统从鱼而来，而鱼只有在渔猎社会时期才是人类主要的生活资源，故得出“甲、乙、丙、丁”在文字发生学上当是最古老的一组文字。
他在考释“甲、乙、丙、丁”四字时，对前三字的考释没费多大力气，费力最多的当是“丁”字。因为“丁”字，在《尔雅.释鱼》中早有成说：“鱼枕谓之丁”。不从已被视为权威的成说，就得拿出自己坚挺的证据来。郭沫若首先指出郭璞的注释是以彖文为说，非文字初形。然后提出“丁”系“睛”之古字，是“达视不能见睛”之古语。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后世“目不识丁”之成语（今人以“目不识丁”为目不识字，原义实为“目无瞳子”之意）。接着郭沫若对“戊、己、庚、辛、壬、癸”六个字作出了详尽的考释，指出它们是一组器物之象形，且多系古人所用之武器。“戊为戚，己为缴，庚为钲，辛为剞[屈十刂]为削，壬为鑱[chán]，癸为[癸+戈,kuí]”。应当说也是古人常用之生产工具。
据此，郭沫若进一步指出：“甲、乙、丙、丁属于渔猎时代之文字，而戚、钲、[屈十刂]、鑱、[癸+戈]，则非金石并用时代不能有。”由殷代确已有青铜器之证，认定此文字当为殷人所补造。
在考释十二支，也即十二辰的本义时，郭沫若首先遇到了“辰”为何物的难题。前人之成说纷纭，郭氏所面临的任务是拨乱反正。经其考证，卜骨出土之后，“子”字在古代十二辰中竟有二个。“丑”实为瓜形，“寅”字之最初形为矢形、弓形、或奉矢形，与引射同意；疑“卯”即“刘”之假借字。“辰”本耕器，十二辰中的第六位“巳”在卜辞中均作“子”，字形为“ ”，为“ ”或“ ”，与第一位之“ ”“合而为二子”。“午”字为索形，殆驭马之辔。“未”字实为“穗”，“申”字乃像以一线串联二物之形，古有重义之谓。“酉”字很明显地保留着壶尊之形，在卜辞及古金文中更多地假以为“酒”字。“戌”则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之说，“与戊殆是一字”。“亥”字虽与“豕”近似，但并不就是“豕”。从古代豕亥传讹的故事，更能说明亥非豕，犹己之非三。因此认定亥为异兽之形，但不知为何物而有二首六身。在经过一番艰辛的追本溯源之后，探明十二支初形的表意确非许慎之《说文》所说。这样，就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十二辰”究系何物？
（2）探寻干支纪日之始。从甲、乙、丙、丁为一系，戊以后又为一系，郭沫若从疑甲、乙、丙、丁实为古人与一、二、三、四相应之次数，犹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入手，接着详细研究了殷代先王世系的称谓。得出“乃殷人以甲乙名日之前，曾先以甲乙为次数”以名先王之次。
考古代曾有关于“十日”同照的神话传说（见“后羿射日”），这对古人来说，是基于当时认识水平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科学”解释。当然，从“十日同照”到“后羿射日”则是极具情趣地反映了古人对太阳认识的进步。而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字名日，必在天有十日传说之后，由此才有可能产生十日为一旬的历法规定（当然还与人有十指有关）。
郭沫若的上述论证，的确是发韧之见。故他得出：“由文字之性质而言，十干文字至少有半数以上当创制于殷人；由传说之性质而言，十日乃帝俊之子，亦当出于殷人所构想，故以十日为旬之制当始于殷人。十日旬制既始于殷人，则以日为名号之事，亦当始于殷人”。在这里，郭沫若以不可辩驳的历史逻辑，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殷人缘何要用十干以名先王之次。
关于十二支纪时的考证过程，也是展示郭沫若思维敏捷，知识广博渊深的过程。
首先，郭沫若把对十二支的考察聚集在“十二支为何是十二辰”，即“何为辰”的焦点上，的确是他别具科学慧眼之所在。他不盲崇古人，对许慎之说详加剖析。认定其说杂有十二兽、十二时、十二月之意，均与卜辞不合。不仅如此，更将许慎与《淮南.天文训》、《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比较，指出同是汉代人，而在十二支的解释上，却歧而不一。他不排外，也不媚外。对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博士所著的《东洋天文学史研究》，在充分肯定其研究十二支的方向的同时，却不盲从其对十二支的研究结论，且一一指正其研究失误之处。
郭沫若在科学研究中总能独辟蹊径，他在新城新藏博士解释问题的方法上得到启发之后，即从许书所说之十二支，为什么既包含有十二兽，又有十二时、十二月这一杂揉现象入手，对《尔雅》、《淮南》、《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汉书.律历志》所载的天文、历法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得出：
（1）十二辰乃固定于黄道周天之一环带，与天体脱离。
（2）后进者乃十二等分，每辰各30度。
（3）十二辰依子、丑、寅、卯之序由东而西（即由右而左），与日、月、五星之运行相反。故古用岁星纪年时，有太阳太岁之虚设以为调剂。
据上，郭沫若得出结论，“中国古代之十二辰实无殊于西方之十二宫。其顺序之逆转者乃十二支之顺序如是。十二辰环带围绕周天，其次自无终无始，无顺无逆”。郭沫若通过反复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十二辰纪时之制始于汉代。
（3）三正之辨。所谓“三正”，实指夏、商、周三代岁首之不同。“岁首”即历年的第一个月份。周历以建子仲冬之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季冬之月为岁首，夏历以建寅孟春之月为岁首。秦历虽与上述三朝又有不同，但随着秦王朝的短命而很快被取消。故“三正”之辨，实指夏、商、周三代岁首不同的原因。
史学界有过一种说法，认为夏、商、周三代岁首建正之不同，是出于各王朝要标新立异的政治原因。于此，郭沫若提出了自已的看法：
余以为三正论之所由起，即因秋分点推移，使年始早晚生剧烈之变化。大抵中国古代初步之历法，必与十二辰同时输入，以子为秋分点之历法由殷至周积用已千数百年尚未改变，历数与气节遂生十二辰之差，时人不知其故，见古代记录其近者或相差一辰，其远者或无差异，故遂有夏正、殷正、周正之说。孔子欲行夏时，亦即此时代精神之一表现。【武陵老君案：夏正即夏代虞舜为正统，虞者虎也；殷正即殷代夏为正统，夏或崇拜牛？周正即周代殷为正统，殷系子姓也，子者鼠也。实核心是强调其合法性也】
郭沫若就自已的立论进行了详细的天文历法方面的伦证。从岁星纪年到岁阴纪年，大开大合，纵横恣肆，畅游太空，宏论中外，最后以十二月名也有西来之痕迹（如《尔雅》：“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等等）。十二次为十二辰之变，十二辰之为正十二等分，十二等分制盖创始于《淮南》术士，而月建必须以十二辰已成为固定之十二等分环带为前提。无懈可击地完成了自已的论证。整个论证过程无不洋溢着天资聪颖的智慧和进行科学探索的浪漫激情。
（4）对十二支代表十二兽的观照。以十二支代表十二兽（其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因为第十支“酉”代表的是“鸡”，“鸡”当属禽而非兽），始见于王充《论衡》。郭沫若于此剖析简单。仅指出此说非创于王充，亦不始于东汉，西汉时即已有之。同时指出：“此肖兽之制不限于东方，印度、巴比伦、希腊埃及均有之，而其制均不甚古，无出于西纪后百年以上者。”
考十二支代表十二兽也即十二生肖之说，在我国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日本、越南的生肖文化是由我国传去的，毋庸赘述。印度的十二生肖，依次是鼠、牛、狮、兔、龙、蛇、马、羊、猴、金翅鸟（或鸡）、狗、猪。与我国十二生肖说相比，除第三位有虎、狮之别外，其余均无二致。
古代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的十二生肖说也呈大同小异现象。埃及和希腊的十二生肖大体一致：牡牛、山羊、狮、驴、蟹、蛇、犬、猫（希腊生肖为鼠）、鳄、红鹤、猿、鹰。古巴比伦的十二生肖为猫、犬、蛇、蜣螂、驴、狮、公羊、公牛、隼、猴、鳄、红鹤。【武陵老君案：与我国相同者5：牛、羊、蛇、犬、鹤、猿猴；接近者4：鳄（龙）、狮（虎）、猫（鼠）、驴（马）；不同者2：有蟹（蜣螂）、鹰，而无兔、猪。学界认为：驴起源于非洲，非洲野驴为现代家驴的祖先，驴被驯化很可能发生在5000年前。而家马在6000年前即被驯化，且马对人类的重要性强于驴，古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的生肖均无，怪哉！】
由以上的十二生肖文化比较，在郭沫若研究思路的启发下，以为十二生肖文化乃是西来文化，其传入中国的路线，当是两条丝绸之路。特别是从北方丝调之路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更大。在这里引发出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果说“龙”是炎黄子孙华夏文明之“特产”，那么，印度的生肖文化则应是从中国输入者；如果说十二生肖文化西来进入印度后，几经改造再由南方丝调之路传入中国，那么，关于“龙”的文化则当由中、印两国所共有。
我们在这里只是想说十二生肖文化进入中国后，在中国这块特有的自然人文环境条件下改造而成今天这个样子。其改造的痕迹，则是西方十二生肖中原有的狮，变成了虎。西方原有的猫则是在传入印度之后即已消失的。尽管我们今天随处可见憨态十足调皮而又可可依人的猫，但这猫绝不是古老中国所固有，而是在十二生肖说已按中国实情定型之后，始从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
二、不划地为牢，力求文化联系
郭沫若对干支的研究，充分展现了他对传统乡土文化了解的广博精深。他不盲从古人旧说，是因为他太爱这博大精深颇具浓郁乡土气息的地域文化。他旁征博引，努力搜求，刻苦研究，是因为他要向世人论证这博大精深的乡土文化体系，自有其科学的内核与依托。
当他深入发掘中华民族古文化之精深奥义时，看到了这一乡土文化与古代巴比伦文化的联系时，并不像有些文化人那样，立即匆忙掩饰或干脆否定，而是以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勇敢地去面对，去揭示。正因为如此，郭沫若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高于前人之处就在于他通过对干支的追本溯源，揭示了这颇具乡土特色的地域文化，涵盖着何其广袤的历史时空。从而强有力地证明了任何地域的乡土文化，都与世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整个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或者说乡土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自古以来就不是划地为牢，而是早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化板块。
郭沫若从轩辕与“单阏”音一致，“巳”之古文作“子”，此当于希腊之双子。未本为穗，所当之娄胃；“申”像以一线连结二物之形，当于水瓶。房心尾即蝎星之分化，氐亢即天秤之分化……。由十二宫之说起源于巴比伦这一学界定论出发，将巴比仑之十二宫与十二辰逐相比较，广征博引，穷尽搜求。从文学的形、音、义，到文献实物的印证，愈深入探求，愈使郭沫若兴奋，当其研究到“亥”为怪兽形而当于巴比仑之十二宫的射手座，竟有西方出土之公元前1200年代之实物——界碑上的射手像，恰与我国古文献上的“二首六身”（一人首一犬首，上体为人身，下体为马身，而有鸟翼、犬阴、牛尾、蝎尾，合为六身）之说相吻合时，不难想象，具有诗人气质的郭沫若，定会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力，去描绘在旷远幽渺的时空背景下，交通东西地域文明的骆驼、马队，为谋生而逐水草迁徙的部落群体，以及倚邛杖而踽步于荒郊僻野的求利商人。不难想象具有实事求是、大胆求索科学精神的他，对古代时空在他眼底的寥阔渺小、幽远切近、千载倏忽间的情景，拍案叫绝、搓手慨叹后必当继续深究。
他从古代之月名实是译音入手，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吕览》、《楚辞》等古笈中广为搜求，以出土卜辞为印证，认定十二辰之输入或制定当在殷商一代。他说：
商之年代未可塙（què，同“确”）知，据《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真本《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纣之灭约在公元前一千一二百年代，盘庚迁殷则当在公元前一千八九百年。盘庚仅当殷之中叶，其前尚有若干代之先公先王。历来之史乘如是，今于甲骨中亦有古物之证明。则殷代开幕至迟恐当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代也。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入土后而沿用之耶？抑或商室本发源于东方，其星历智识乃由西来之商贾或牧民所输入耶？
应当说，这是郭沫若遗留给我们的研究课题，但他根据甲骨中有鼻形文字如“自”字作“ 、 ”，均为一种低平之中鼻；“目”字之形象，内眼角上均有所谓眼睑绉裂，断其为东方民族蒙古人种之特征，而肯定“商室殆非蒙古人种以外之种族”。
三、干支：传统文化之纽结
以上，是郭沫若就干支这一带有典型乡土文化特色的符号系统所作的科学探索。他为我们如何看待地域文化并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方法，做出了十分完美的示范。但也不难看出，鉴于郭沫若所处的时代及其身居日本的种种局限，其对干支的研究，尚为我们留下了很大一片有待开垦的土地。
郭沫若在《释支干》一文中，其着重点放在干支文字初义、缘起，及其在天文历法中作为符号系统的追本溯源，进而揭示了许多古史之谜。确然，要研究古代天文学，不能越过实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记数符号的干支。就是阅读古史文献，干支符号也是横亘于前的一大难关。虽然郭沫若早在65年前通过自身的研究，对干支做了很有意义的爬梳。但欲全面评估干支符号系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符号学的意义和地位，还是远为不够的。
应当看到，十干和十二支在我国古代医学和古代哲学以及古代数术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符号学意义。其功能，其负载的信息量，与今天电脑的键盘符号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郭沫若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干支的释义指斥为纯系阴阳家之言，确是一语中的。我国哲学界，虽长期把儒、释、道、法诸家抬得很高，将其纳入哲学史范畴去诠释与研究，而把阴阳五行家排斥在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其实，阴阳五行学说才真正是我国古代哲学的核心。之所以长期被排斥于哲学研究视野之外原因很多，非本文论及范围，这里不作展开。仅需指出与长期“重理轻术”的传统观念有关。而这恰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滞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阴阳五行学说中，干支具有这样一些符号学意义：
甲、丙、戊、庚、壬——是五阳干。
乙、丁、己、辛、癸——是五阴干。
子、寅、辰、午、申、戌——是六阳支。
丑、卯、巳、未、酉、亥——是六阴支。
甲、乙、寅、卯——属木。其中甲、寅为阳木，乙、卯为阴木。
丙、丁、己、午——属火。其中丙、午为阳火，丁、己为阴火。
庚、辛、申、酉——属金。其中庚、申为阳金，辛、酉为阴金。
壬、癸、亥、子——属水。其中壬、子为阳水，癸、亥为阴水。
辰、戌、丑、未——属土。其中辰、戌为阳土，丑、未是阴土。
从空间位置看，干支与时空的关系是：甲、乙、寅、卯属东方，丙、丁、巳、午属南方，庚、辛、申、酉属西方，壬、癸、亥子属北方，辰、戌、丑、未属中央。辰居中央偏东，未居中央偏南，戌居中央偏西，丑居中央偏北。
在颜色、声音、气味上，其干支也有一一对应的信息承载。干支符号被古代术家利用，当以汉代京房的六十甲子纳音为始。
占卜是最早的数术，但无论是尚占的殷人，还是善筮的周族，至今尚未发现将干支符号用进占卜的历史记载。战国时期集辑成书的《周易》在《盅》卦卦辞中虽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卦中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之说，但确无明显的参以干支符号剖析卦爻吉凶的更进一步的佐证，其卦爻序位也与干支符号无关。只是到了西汉京房在其积算法中才把卦爻序位与干支挂起钩来，称为纳甲筮法。对此，尚秉和先生在《周易古筮考》卷八中曾有一个简明介绍：“‘纳甲’者，将干支徘纳于六爻中，而以干支所属之五行，及筮时时日，视其生克以断吉凶”。
唐代李虚中以人的出生年、月、日，推人性命，到五代徐子平，进一步以年、月、日、时，推人性命，俗称算八字；文人叫做排四柱。所谓排四柱，是指由出生的年干支、月干支、日干支和时干支组成的年柱、月柱、日柱、时柱。由于每一柱都是一天干与一地支组成的两个干支符号，四柱共有4个天干4个地支计8个干支符号，故叫“算八字”。
在古代中医学那里，十干、十二支与人体五脏六腑、四肢八脉也存在着对应关系。十干与人体脏腑的对应关系是：
甲：胆 己：脾
乙：肝 庚：大肠
丙：小肠 辛：肺
丁：心 壬：膀胱、三焦
戊：胃 癸：肾、心包络
其中胆、胃、大肠、三焦、膀胱为六腑，性质属阳，所以都配阳干；肝、心、脾、肺、肾为五脏，心包络附于心系，性质属阴，所以都配阴干。为便记忆，古代医家还将其编成歌诀：
甲胆乙肝丙小肠，丁心戊胃己脾乡。
庚是大肠辛属肺，壬系膀胱癸肾脏。
三焦亦向壬中寄，包络同归入癸方。
关于十干与人体外部形体部位的对应关系：
甲头乙项丙肩求，丁心戊胁己属肺；
庚是脐轮辛为股，壬胫癸足一身覆。
十二支和身体各部分的关系是：
子属膀胱水道耳，丑为胞肚及脾乡。
寅胆发脉并两手，卯本十指内肝方。
辰土为脾肩胸类，已面齿咽下原肛。
午火精神司眼目，未土胃脘膈脊梁。
甲金大肠经络肺，酉中精血小肠藏。
戊土命门腿踝足，亥水为头及肾囊。
中医学以人与自然相应，“天人合一”为其诊病治病的理论依据，现代“生物钟学说”证实了这一理论依据的正确。在中医学的辩证施治中运气学说充分体现了对时间的重视。如《医宗金鉴》说：“医明阴阳五行理，始晓天时民情”。“天干阴阳合而为五，故主五运。甲化阳土，合人之胃，己化阴土，合人之脾。乙化阴金，合人之肺。庚化阳金，合人大肠。丙化阳水，合人膀胱。辛化阴水，合人之肾。丁化阴木，合人之肝。壬化阳木，合人之胆。戊化阳火，合人小肠，癸化阴火，合人之心。相火属阳者，合人三焦，相火属阴者，合人包络。此天干合人之五脏六腑十二经也。地支阴阳合而为六，故主六气。子午主少阴君火，合人之心与小肠也。丑未主太阴湿土，合人之脾与胃也。寅申主少阳相火，合人之三焦包络也。卯酉主阳明燥金，合人之肺与大肠也。辰戌主太阳寒水，合人之膀胱与肾也。巳亥主厥阴风木，合人之肝与胆也。此地支之合人之五脏六腑十二经也”。
“天时不和，万物皆病，而为民病者，亦必因其人脏腑不和而生也”（《医宗金鉴》卷三十五）。
仅就以上简述，再回头看郭沫若写的《释支干》，就不难发现，干支在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如何逐渐成为独特的颇具乡土特色的符号系统，及其承载的乡土文化信息，还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的清理与研究。
进一步清理和研究乡土文化遗产的态度和方法，郭沫若所写的《释支干》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其不盲从古说，既不媚外也不排外的科学态度，以及广征博引，纵横捭阖的研究艺术，正是我们今天亟需继承和发扬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