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观 基本上以对天的理解以及天人关系的各种型态的可能性之优劣比较与选择等两个问题为出发点﹐作为其建立世界观的主要脉络。从先秦儒开始，其天道观就已经是采取天有德性﹑意志主张的型态，所谓「天德流行」﹑「天命有德」。至于在天道弥布流行的世界中﹐人性则亦秉受此一天德而开展，人伦之建立亦在对人性自身的反观当中，藉体贴天道的本性而得以掌握。而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更可因而由其自身之努力与 创造﹐得与天地的存在意义同其伟大。
(二)功夫理论 功夫理论的重点，在于发掘人类自身的天德本性，使其与天地间生生化育之道理同其运作。孔子教导「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的三纲领﹑八德目，〈中庸〉的诚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体贴天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所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则在于儒家哲学思想的特殊之处﹐即认为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不断的功夫修养，便足以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三）社会哲学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都可说是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可以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亦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所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
（四）重要哲学家及其思想 孔子透过对夏、商典籍的整理与对周文化的反省，开启了儒家哲学的广大思想内涵，其与弟子们的讨论，被整理成《论语》、《易传》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孔子创造出仁的哲学，在政治、教育、伦理等日常生活作息与言行举止中﹐发挥人们的德性本能，建立并置身于人与人间适当的人际关系当中；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与应对﹐也摆脱掉时人以现世得失与情绪为主而有的赞颂与咒怨的态度﹐而以理性的认知采取适当的天人关系﹐既强调其自然性﹐也重视其崇高性。 孟子及其弟子所编的《孟子》一书，是在论语之后最生动的原始儒家作品之一。书中发挥义的精神，强调国君行仁政的理想事业，他对人们自发的心性修养功夫理论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人可以透过自己的觉悟，而找回内在本具的善性，因此为善为恶全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心之中，这样的理论传统一直在后来的儒学思想家中不断地受到发挥与扩充。荀子作《荀子》一书，书中倡导化性起伪的思想，主张隆礼重法﹐认为人性本恶﹐因此人必须经过圣王的教化与自身的学习﹐才能知道善恶﹐行为合乎礼义。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荀子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与主观性﹐主张「虚壹而静」以「解蔽」﹐也就是可以经由训练而达至大清明的境界。 董仲舒，西汉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后为武帝献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使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因政治之势占有正统地位。董氏重要的思想见于「天人三策」及《春秋繁露》中﹐前者主张儒家的德治理念﹐提出各项关于政治的及社会的设计；后者在哲学思想的发挥中﹐强调天人相感的宇宙论及历史观。 韩愈，唐朝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领导者。在唐朝一片大乘佛学的思潮及社会风气中，独自振起儒学大旗﹐排斥佛教思想，倡导恢复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开启宋明时代新儒学思想发展的大方向。代表他这种苦心孤诣的作品﹐在其〈原儒〉一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李翱﹐唐朝思想家及文学家﹐是韩愈的门人﹐也是侄婿﹐最重要的﹐他也是追随韩愈复兴儒学﹑反对佛教思想的一员大将﹐其哲学思想的造诣更有过于韩愈处。代表其思想的重要著作是〈复性书〉﹐文章中以〈中庸〉的理论为基础﹐提出「性善情恶」的人性论﹐认为只要加强道德修养﹐消除情欲的干扰﹐便可恢复人的本然之性﹐便可成为圣人。李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在其对于〈中庸〉理论的提揭与发挥﹐使宋明新儒学的理论方向之确立﹐受到极大影响。 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世称「北宋五子」，宋明新儒学的开创者，恢复并发展了先秦以后近千年的中国儒学传统，使儒家基本观念以及强调道德修养与天人关系的思考﹐重新注入一般中国人的生活中。他们的理论工作之开展﹐主要是在接受道家、道教﹑佛教等新文明的理论体系的挑战之后，从理论的高度上﹑而非感性的或情绪的角度上，试图重构出一套观念体系﹐用以响应三教中极高的概念能力所建构出的极其广博高深的理论系统﹐使儒家哲学思想除了官方的提倡，以及长期以来在社会人心所造成的传统影响外﹐在理论效力的竞争上，仍有存在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定地位。 周子的《太极图说》是一套参考道教思想而以儒学为本位的宇宙论系统，《通书》是上承〈中庸〉诚的哲学的本体理论﹑人性论﹑功夫论的系统。张子的《正蒙》是一套易经哲学的新解之作，他以庄子的气的哲学与易理的形上观点的配合，重造了一套易学主体的气化宇宙论，并以此一理论体系攻击与批评了道佛两家的理论﹐他的重要著作还包括《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邵雍继承着道教的易学观点，强调先天象数学﹐且吸收佛教的世界生灭观，谨守儒家的本体思想，也建立了以易学为主体的形上学体系﹐其重要著作为《皇极经世》 。二程思想则重新消化周﹑张﹑邵的思想体系，回复孟子心学的传统，提出许多新的概念与命题﹐例如「天理」﹑「理一分殊」﹐并且建立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理论与理气二元的形上学系统；由于程氏二兄弟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世称其学为「洛学」。 朱熹，南宋大儒，他独自完成了类似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的集大成之工作，对于北宋以来思想的发展及其内容﹐作了一番全面的整理与重构﹐在宇宙论﹑人性论﹑政治哲学﹑甚至文学理论上都有其一定的处理及发展。他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为儒学纲领，其《四书集注》是元明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教材，对中国人文精神的影响极大﹐对于日本﹑韩国思想界的影响更不容忽视。因其长期在福建讲学﹐故其学世称「闽学」﹐重要的哲学思想著作有《朱子语类》﹑《朱子大全》﹑《朱文公文集》 。 王阳明，明朝大儒，风格与朱熹迥异，服膺陆九渊象山先生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思想﹐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论，与晚年的四句教 ，同为发扬儒家思想当中简易直接的思想力量﹑以及活泼生动的实践方法论，对于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有着极大的贡献。其主要著作为《王文成公全书》。
（五）发展时期 原始儒家本来就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种子与夏﹑商﹑周文化中的社会哲学理想而发展出来的，而先秦儒学的理论重点在于思想生活化的落实（如孔子的《论语》）﹐与儒家社会哲学精神之提出，（如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及孟子的行仁政观点，以及荀子隆礼义知廉耻的说法等。）。另外，透过孔子与孟子的若干直捷明白的命题，与〈中庸〉﹑〈易传〉等整理后的文字，也提出了儒学理论中的形上学思想部份。汉代的儒学发展走向，首先是解经之学的出现，在解经的过程中，汉儒加入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所提供的新的宇宙论的观点，主要是天人相感的天人关系之哲学，由于强调天人的互动性，使得汉儒发展出由天象以定人事的社会哲学，若就人文主体的开发而言，汉儒的理论反而走了回头之路。当然，此一观点在汉儒彼此之间亦有着极大的辩论。汉以后儒学理论衰微，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课题转向道家与道佛两教的宗教哲学之中，直至宋以后才又恢复了理论创造的能力。北宋五子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文明已能回到儒家本位中来的现象，更反映了儒家哲学体系已能从自己的典籍中寻找响应道佛思想挑战的形上学基础。至朱熹的集大成与王阳明活泼化生活化的开展，儒学文化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日、韩等国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两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两国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
（六）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学派，中华民族的文明，如果粗略地说，则可以儒家文化作代表。儒家哲学主要在中国政治哲学、及家庭伦理观念上，是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