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号称传统儒学最高的哲学典籍，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它对绵延达数千年之久的伟大中华文化慧命的生衍，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现代文化学、人类学认为，人类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每个民族的生命，往往是与该民族的文化慧命一体合流，息息相关，后者的盛衰，关涉着前者的存亡。《周易》及由它所引发的易学活水长流，作为中华文化慧命的体现者和重要创造者之一，自然也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繁衍与发展立下过不朽功勋。因此，易学研究的深入，亦即对伟大中华民族研究与认识的深入。这对于疏通、转化和光畅盎然正大的中华文化慧命，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分布于世界各地，历史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而不同民族的文化，亦可相互交流、融通、对话、整合，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坦途。伴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深入，这种不同文化间交流、对话、整合、融通的格局，已渐次形成，在这一格局下，正如世界文化走向中华，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也开始走向世界，接受那异质的欧美风雨的挑激，并逐渐确立起它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西方人也缓缓而又艰难地从“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中摆脱出来，校正自己的价值观念，价值尺度，正视十分陌生而又颇带神秘色彩的中华文化，并努力从中汲取其丰厚的资养。其间，作为中华文化极好的象征的《周易》及易学，即所谓“宇宙代数学”，首当其冲地成了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引起世界上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借此而逐渐开显出其未曾有过的重大价值和影响，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知识体系。现代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极为活跃的因子和重要“催化剂”与“促生剂”，寻得了许多新的理论“生长”点，因此，随着易学研究的深入，必将培植出更多的类似理论“生长点”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知识体系，及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提升，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易》所显发的以“三才之道”为中心的总体宇宙论架构，以及在这一总体论架构下所高扬人文价值理想，尤其是崇高的“人文化成”理念，值得我们重新诠释，深入契会，不断开掘。一则鉴于西方因“工具理性”过分膨胀，只顾单向度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以致造成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和能源的严重危机，在此情势下，《周易》关于三才合一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论的重大意义，凸现了出来。一则鉴于当今世界，瞬息多变，旧的世界格局业已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在多极互动的态势下，尚未形成，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在由衷的祈盼建立一种理性、公正、和平、进步的世界新秩序，而《周易》的人文价值学说，人文价值理想，尤其是卓异的“人文化成”理念，对此必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易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十翼”问世之后，象数、义理（易理）合一模式，成了《周易》及易学的独特理论模式。象数与义理（易理）之间，确立起“互诠互释”的密切关系，象数为基础，义理（易理）为旨归，因乎象数，方发得义理（易理）。无象数所发之义理（易理），将成无据之谈。而易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两个基本派别，亦即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也不过是对象数与义理各有所侧重，然统摄其各自不同易学体系的，仍是象数义理（易理）合一模式。有鉴乎此，我们的易学研究，仍然必须坚持象数与义理（易理）兼顾的原则。
“十翼”问世之后，自两汉时代起，通过历代学者的继续努力，一股易学的活水长流开始涌现，就在这股易学活水长流开始涌现的同时，它的内部，也出现了“学”与“术”的划分。“学”与“术”，作为两条彰然可鉴的不同治《易》路数，同时并行，贯穿了整个易学发展史的始终。而从《汉书·艺文志》始，历朝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直至清代乾隆年间所纂修的《四库全书》，及其后单独成书行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曾对易学中的“学”类著作及“术”类著作，作过极有分寸的严格划分。这应引起我们在易学研究中的充分注意。
易学研究中，传统易学方法的合理内容，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并使之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升、展开；同时，以现代知识体系为背景的新的易学研究方法，也有待于我们去做深入细致的探索、拓展。我们这一代人，应无愧于自己所处的这个科学昌明、理性张扬、文明进步的伟大时代，应透过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扎扎实实的努力，将易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创造出一批新的丰硕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