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在先秦称《易》或《周易》，至汉代则有《易经》之称。司马迁、班固等人构拟了一个《周易》演生史，即认为“伏羲画八卦”；“周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卦爻辞；孔子作“十翼”等。但经历代学者考证研究，这些说法并无确证。我们的看法是，《周易》卦爻辞及“十翼”各篇应是历史上许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没有伏羲、文王、孔子这些大圣人的参与，也并不影响其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元典的地位。
今天所说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是指卦名、卦画和卦爻辞部分。《易传》又称“十翼”，是解释《易经》的传注。
《周易》的“易”字，汉儒郑玄概括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简”是《周易》的首要而根本的特点。它由—和–两个基本卦画构成，—或–构成一爻，六爻成一卦，由此排列组合成互不相同的六十四卦，而成为一严整的系统。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系统论的思想方法。
“易简”的方法运用于哲学本体论的探究，使得《周易》成为一种真正意义的哲学。从方法上说，这是一个“由繁归简”的过程，使人们由关注事物的各种变化转到探究世界的起源问题，而要从《周易》找到资源，得到解释。《周易》中的两个最基本的符号和概念被解释为阴、阳二气，而阴、阳二气则根源于“道”或“太极”。儒家关于哲学本体论的资源是极其贫乏的，《周易》是六经中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典籍。《周易》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之书”？
《周易》究竟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之书，这是《周易》诠释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周易》曾经被用于占筮、算命，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呢？用《周易》算命，从逻辑上说，应该有一系列潜在的理论预设，首先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其关于“命”（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命运）的信息存在于宇宙之间。并且同时预设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已经包含了宇宙间的各种信息。当你通过神秘的占筮方法向鬼神贞问的时候，鬼神一定知道并在揲蓍过程中暗地起作用，让你得到某一卦，使你可以通过解读该卦的卦爻辞来了解具体的命运信息，并作出“趋吉避凶”的决策。假如你是诉讼的当事人，要通过《易经》预测胜算如何，《易经》的确有关于诉讼的内容，如讼卦。但讼卦只是六十四卦之一，而你实际所得到的卦未必就是讼卦，甚至与诉讼没有一点关系，这就要凭筮人解卦了。东汉时王充《论衡》卷二十四《卜筮篇》就曾谈到筮人胡扯乱说的情况：“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实诚者寡。论者或谓蓍龟可以参事，不可纯用。夫钻龟揲蓍，兆数辄见，见无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谓之凶，凶数而占谓之吉。”这个批评可以供今人参酌。
实际上，易学自先秦时起，就有两种传统，一是“筮占之《易》”的传统，一是“不占之《易》”的传统。“筮占之《易》”为方术之易。“不占之《易》”又称“演德”之《易》，或义理之《易》。《论语》记载孔子曾说：“不占而已矣。”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要》有这样的内容：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观其德义耳。”“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孔子研习《易》理，走的是“演德”的路线。荀子讲“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这种“不占”的易学是儒家之《易》的正轨。自魏晋时期王弼《周易注》之后，义理派易学成为了《易经》诠释的主流，至北宋程颐的《伊川易传》而达于顶峰。但南宋朱熹著《周易本义》，复又强调《易经》是“卜筮之书”，因而在此后的易学界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以程颐为代表的义理派，认为《易经》是“说理之书”；一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象占派，认为《易经》是“占筮之书”。到了清代，李光地著《周易折中》，试图将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看法加以调和折中。但直到今天，易学界仍然存在这两种尖锐对立的看法。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谁都很难说服对方。
我们认为，《易经》是一部人人可学的“说理之书”，如果把它当作一部算卦之书，就把一部体现中华文化智慧的伟大经典糟蹋了。我们讲它是“说理之书”，不是仅仅提出一种空洞的说法，而是要讲出一个《易经》卦爻辞具体说理内容的事实，把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和政治智慧展现出来，来彰显它的意义。
易学的分派与易学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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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易》发展史的总结，以《四库全书总目》最为简明。此书将历史上的周易学分为“两派六宗”，即象数派下的象占宗、禨祥宗、造化宗，以及义理派下的老庄宗、儒理宗和史事宗。然而四库馆臣对这“两派六宗”皆不满意，认为只有《周易·大象传》体现了《周易》的根本精神，其言曰：“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我们所熟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出自《周易·大象传》。其他卦也有类似这种“君子以”的一句话，如《屯》卦大象传：“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蒙》卦大象传：“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等等。在我们看来，这实际是“境遇”与“境界”的关系问题。每一卦象象征一种境遇，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下，人应该具备什么德行，追求什么境界。所谓“境遇”，包涵生存的环境和发展的机遇。人生无不在境遇中，境遇各种各样，有顺境，也有逆境。对待各种境遇，应该有怎样的境界？其实“境界”并不是某种玄虚的精神，而是处理不同境遇问题所表现的最佳的人生态度。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说：“哪里有了境遇所提出的问题，哪里就有真正的伦理学。”（《境遇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境遇”与“境界”问题，在中国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自觉的认识，《尚书·召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是处所、处境，其义谓：作为君王应该在各种处所、处境下表现出“敬德”。这就是“境遇”与“境界”的问题。后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讲的也是“境遇”与“境界”的关系。总之，“境遇”与“境界”问题是人们所直接面对的重要的人生问题，它要人们从具体境遇出发，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因素，导出事物的正当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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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易》的解读方法
《易经》虽然简古，但对于六十四卦的解读，还是有许多规则和规律可循。《易经》有一个特点，它是用六爻的理论结构模拟和效仿自然、社会万事万物之理。按笔者的理解，它相当于给你设计了一个个“理论模型”，比如说，《讼》卦是关于诉讼问题的理论模型，有很多关于诉讼的基本原理在里面；《师》卦是关于用兵问题的理论模型，有很多关于用兵打仗的原理在里面。如此等等，每一卦都可以说是某一方面问题的理论模型。而在一卦之中，六爻又各有其表示的规则。在社会上，人有阶层、身份的不同；事物发展也有阶段性的规律。怎么才能体现社会各个阶层、身份的不同，怎么才能够体现事物发展阶段性的规律，这就要靠六爻来表现。就一般而论，初爻表示社会的底层，位置最高的是五爻，通常代表君主，“九五之尊”一词就是从《易经》中来的。而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来说，初爻一定是事物发展的开始，顺着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的顺序来表示事物由发生、发展，到鼎盛，到最后走向反面。《易经》作者早就注意到了事物发展“物极必反”的规律，因而在爻位设计上，五爻是最高点，是鼎盛之时，过此以往，开始走向反面。很多卦都反映这个规律，而它体现了事物发展本身的规律。当然，关于《周易》的理论模型，还有其他许多解释的规则。比如“爻位”说、“得中”说、“正应”说等等。总之，解卦首先要根据卦名来判断此卦的具体情境与条件，综合运用各种解卦的方法。
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周易》读本
1.魏王弼的《周易注》。《周易》义理派名著首推王弼的《周易注》。汉魏以后，学者鹜于象数之学，牵强附会，违背《周易》原意。王弼尽扫象数，畅以义理，使天下耳目为之一新。唐初，孔颖达领衔撰五经义疏，于汉魏诸家《周易》之注，独取王弼之注，为之作疏，此即《五经正义》中的《周易正义》。
2.北宋程颐《伊川易传》。程颐所著《周易程氏传》（即《伊川易传》）是以理学思想解经的第一部成功之作。此书在后世享有盛名，被列为官学科举考试的规定内容。清代顾炎武以为宋明易学以程颐《易传》为第一。
3.南宋杨万里《诚斋易传》。此书属于易学史“两派六宗”中的“史事宗”。其特点是以历史人物故事解《周易》卦爻辞，段段节节用古事引证。杨万里本为著名诗人，文章清奇，论说巧妙，因而人们多爱阅读其书。
以上属义理派易学著作。
4.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自孔颖达取王弼《周易注》而作《周易正义》，成为唐代官方学术之后，象数易学由此式微。亦因此，汉以来的象数之书随之被弃，后渐散佚。李鼎祚作《周易集解》，辑录汉唐以来四十余家说《易》之书，特别重视辑录象数易学之书，由此汉唐象数之学的一些重要资料，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
5.清惠栋《易汉学》。惠栋根据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采集汉儒解易资料，钩稽考证，加以分析论说，使学者得见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之易学面貌，知汉儒易学之门径，其书名《易汉学》，由此而有清代汉学、宋学之分派。其治学之法影响一代之学人，为学林所推重。
以上属象数派易学著作。
今日坊间有关《周易》的书籍甚多，其中有很多是算卦、算命一类的江湖术士之书，误人子弟，读者慎之。现代学者一些关于《周易》研究著作，有的受疑古非经思潮影响，轻易推翻传统经学，重作新解，往往得不偿失。还有一些学者用西方哲学思想来解释《周易》，方枘圆凿，似是而非。现代学者中能从传统经学立场研究《周易》的，有金景芳、吕绍刚合著的《周易全解》；黄寿祺、张善文合著的《周易译注》；姜广辉的《易经讲演录》等，读者可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