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标志部族、宗族的徽号，除姓之外，还有氏的称谓。而“氏”字的造字结构，在甲骨文中解释为“木本”之意，即植物之“根”，故后世多用“寻根”二字表述某一姓氏认祖寻宗，追源溯流的文化情结。
《左传隐公八年》有一段著名文字，精要地阐明了“姓”和“氏”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意思是说，天子分封诸侯，根据出生而赐姓，又分封土地而称氏，诸侯以字作为谧号，后人便作为族号；担任官职而世代有功者，就以官名为族号；也有以受封采邑作为族号的。这里的族号，就是“氏”。
氏的出现较姓为晚，是姓所衍生的产物，即姓的支族。氏约起于父系氏族社会，盛行于周代的分封制度，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中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也就是说，先秦时期，氏不仅是部族、宗支的徽号，也是社会地位尊卑、贵贱的标志。最初，氏是同姓部落的名称，后来则逐渐演变为专指部落首领相沿承袭的尊号。传说中父系社会英雄人物的称号，均加“氏”以尊称，如炎农氏、黄帝轩辕氏、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等，即是例证。
最初的氏与最初的姓一样都是不多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后代的长期繁衍，同姓必然越来越多，加之有些家族、部族的分徙或孽变，往往以内含的血统支系分别出一些支系来，这些支系需要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名称，这样便分化产生出一些新的氏。所以，这时候的氏是姓的支系，用以区别子孙之所由出生。这种区分不仅是血缘的亲疏，而且也表示地位与财富的差异。这种分化趋势，伴随着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而日益明显，进人阶级社会又大大加速了。如夏为姒姓，而在姒姓之下又分为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商为子姓，而在子姓之下“其登名氏三百六十夫”〔《史记^周本纪》）。据甲骨文的材料，亦可考察出商代氏至少在二百个以上。春秋战国时，见于文献的氏则进一步激增至六百余个，很多社会阶层都有了自己的氏。
和姓一样，氏也有着其不可替代的特殊社会作用。《白虎通义‘姓名》说：“所以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清楚地表明区别氏的社会作用是明贵贱、别等级。
关于氏的产生，也涉及我国上古社会的赐姓氏的制度。西周推行分封制后，赐姓仍较严格地遵循古制，而赐氏则大为松动，不仅天子可以赐氏，诸侯也可以赐氏，而且赐氏的因由也扩大了。因而自周代起，氏的发展极为迅速。所以顾炎武《原姓》说：“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最贵者国君，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又说“（春秋）二百五十五年之间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可见氏的发展变化势头，大大超过了原来的姓3周代的赐氏，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情况：
天子赐氏。如：郑捷（郑文公）、齐环（齐灵公）、蔡甲午（蔡庄公）、宋王臣（宋成公）。
以祖先的字或谥为氏。如：孔丘（宋公孙嘉之后，嘉字孔父）、仲孙阅（鲁公子庆父之后，庆父字仲）、文种〔周文王之后，姬昌谥文）。
以封邑为氏。如：屈完（楚武王子瑕之后，瑕封地在屈）、知蔷〔晋苟首之后，首封地在知）、解狐（唐叔寘之后，封地在解）、羊舌赤（晋公族靖侯之后，封地在羊舌）。
以居地为氏。如：东门襄仲（祖居地在东门）、北郭佐（祖居地在北郭）、西门豹〈祖居地在西门）、百里奚（曾家居于百里）。
以官名为氏如：司寇惠子（周司寇苏忿生之后）、内史过（周内史叔兴之后）、史墨（周史官尹逸之后）、祝蛇（周祭主赞辞官之后）。
以职业为氏。如：匠石、庖丁、弈秋、徒人费。社会下层平民，受贵族立氏的影响，遂以自己从事的职业冠于名前为氏。
到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周代以来命氏的情况作了更详尽的考察，计有：以国、以邑、以乡、以亭、以地、以姓、以字、以名、以序、以族、以官、以爵、以技、以事、以溢、以凶德、以基德、以国系、以族系、以名与氏、以国与爵、以爵与谱系、以邑与谱系、以官与名、以邑与溢、以谥与氏、以爵与谥命氏，以及代北、关西、诸方复姓、代北三字姓、代北四字姓等32类。
这种以“氏”别贵贱的风尚，在从父系氏族社会到先秦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相当盛行，形成“同姓异氏，一姓多氏”社会格局。如炎农氏本来是姜姓部落的始祖，但其后裔却有烈山氏、祝融氏，及齐、吕、申、许等氏族分支；黄帝轩辕氏为姬姓部落的始祖，但他的25个儿子，却分为12胞族(氏族）；太昊伏羲氏（庖牺氏），少昊金天氏，本是东方凤姓部落的首领，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凤即凤鸟），其后裔则蕃衍为凤鸟氏、玄鸟氏、丹鸟氏、青鸟氏、鸠氏、爽鸠氏、伯赵氏及“五雉”“九扈”等24个“以鸟名官”的氏族。
这样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和氏的形成，母系氏族逐渐被父系氏族所取代，所有的血缘关系，均由父系来确认。所以母系氏族之解体，父系氏族之兴起，成为姓氏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夏代的姓氏情况，因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难以详知，但据《史记‘夏本纪》和《世本‘氏姓篇》载录，夏禹为姒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的部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莫氏、斟戈氏及有南氏、有鄂氏等十余个姓氏。
商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王朝，国家机构已经形成，“胙土命氏”正式成为姓氏产生的主要途径。商朝帝王嫡子有继承王位的权利，某地庶子则有“胙土命氏”的分封权益。一些有功于王室的功勋大臣，及臣服于商王朝的附庸部落，依据其社会地位，也被封赐相应的侯国、采邑。因而商代的姓氏较夏代大为增多，史称商代有“八百诸侯”。见于《史记‘殷本纪》和《世本》等文献记载的姓氏有数十余个。如殷氏、来氏、宋氏、稚氏、时氏、萧氏、黎氏、空相氏、北殷氏、目夷氏、祟氏、周氏、杞氏、耿氏、微氏、箕氏、阮氏等，皆是以国为氏，至今有相当一部分仍在沿用。在《尚书‘盘庚》中，将殷商贵族大姓总称为“百姓”。此处的“百姓”二字，是氏族社会时期，“禅让”制度流传下的大族旧姓，与万民相对，原意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被王室“胙土命氏”的贵族阶层。之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这些贵族阶层失去了原有的封邑和地位，沦为普通庶民，但却保留了原有的姓氏，成为当今姓氏的重要来源，也是后世历代庶民统称为“百姓”的原因。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大封诸侯，胙土命氏。据史书所载，周朝共灭商朝属国99个，降服652个国，从而为周初大分封提供了广阔的土地。这种大分封举措，对于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格局，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大分封的结果，必然导致大批氏的产生。周朝成为“氏”产生最多的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激烈的诸侯兼并，为姓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特定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