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品中正制”到《人物志》一种阴阳五行的人物分类学说
近些年，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又开始悄悄流行起来。民俗自有它利于社会稳定的一面，因此偶然用作日常生活的调剂倒也无可厚非。然而，也有一些极端的事例。据说有些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对照五行生克关系，拒绝录用或者提升与自己相克的人。可是，依照四柱命理的五行学说，相生的是“印”，相克的是“官”；
有“印”护身固然不错，可要是没有了“官”，日后的仕途不就断送了么？看来，当真对这些问题有兴趣，还是应该读一读三国时代形名家刘劭撰写的《人物志》，了解一点五行分类和人物品鉴的精微；明白了“大道”，就不会过分拘泥“小术”了。
阴阳五行是一门有着辉煌历史的学说。当初，西汉史学家司马谈平议六家要旨，虽然指出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的不足，同时也肯定了“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成就。战国以降，阴阳五行之学多所流失，初则渗入道家黄老之学，再则混同于两汉儒学；从独立的学统来看，阴阳家固然己不复往日显赫的旧观，但经由秦、汉儒生、方士的演绎，阴阳五行学说为儒家“大一统”的元气论所摄用，影响遍及当时文化的各个方面，却颇有附庸蔚为大国的阵势。
早在战国之际，一部属于道家黄老学派的医书《黄帝内经》，就己经开始运用阴阳五行来对个体生命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以后，其主体内容作为方技的一部分得以保留，且历代不乏达人君子探赜索隐，阐幽发微。另外一支则衍为术数，即是盛行于民间的《麻衣》、《柳庄》诸相法。无论方技抑或术数，它们共同依据的原理要归于阴阳气化的元气论，这方面的基本理论在两汉儒生和方士殚精竭虑的著述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系统注释。从中国文化重视具象感应这一特质来看，两汉儒、道学说在“天人合一”的宗旨下，确实己将阴阳五行的气化、感通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汉末魏初，社会政治的变动为学术思想的进一步抽象化提供了条件，尤其是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至少在形式上是对宗族乡闾的具体品评的补充，遂使一时代的人物品鉴朝向名理学方面发展，终于有了刘劭《人物志》这样立足于名理学对人物进行分类的著作。
曹魏政治的特点与“九品中正制”
东汉末年，应世而起的英雄豪杰不少，如袁绍、公孙瓒、刘表等人，皆为一时的名士，但是，这些名士大多出身豪门，权位既重，俨然如古时的诸侯，在这种自主意识的离心力促使下，无不以一门一族的私利为计，少有健全、宏大之民族、国家理想的。于是，政治局势朝向分裂割据一面倾斜。值此王权崩溃、天下大乱之际，门第卑微的宦官之后曹操，开始显露出他的雄才大略。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的记载，曹操曾经说过“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的话，在其他场合，曹操也曾自比齐桓公、晋文公、周文王。如果因此断定，曹操早年的雄心壮志是寄托在恢复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理想上的，也不能说是全然无据。不过，最终取代汉献帝而夺得东汉天下的，终究还是曹操之子曹丕。无论如何，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起，逐渐强盛的曹魏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均有所革新，由此开创了一代风气。
1.曹魏政权和形名法术。汤用彤先生在分析“正始玄风”的起因时曾指出：“魏文帝重法术，明帝奖经术，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于世。然其时道家之学亦渐盛，终成正始玄风。”（《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09页）可见魏文帝（曹丕）的倡导形名法术，对以后新道家玄学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联。不过，细究其风气的渊源，错综复杂，仍须上溯至东汉的政治状况。
东汉中晚期，随着朝政的逐渐衰败，统治集团也开始加剧分化，就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大体形成两大壁垒分明的集团：一是内廷的宦官，一是外廷的士大夫。宦官一系，在朝廷中固然势力显赫，但查其出身，却大都来自民间寒族。相比之下，外廷的士大夫，大抵出于豪门望族。这样，舍两者的政治倾向不论，单就家族背景来看，已然泾渭分明、判然有别了。进而，落实到思想、学术的旨趣，宦官一系因为家族中没有深厚的学术（经学）传统，所以为学既偏重于外在的文辞，为人也相应崇尚形名法术等注重功利的手段。至于士大夫阶层，既然是“累世经学”，其学问不外乎是从师受经或者游学京师，绝大多数是归宗于儒家经义，行为方面同样注重孝友礼法，以合于儒家的道德标准。陈寅恪先生曾精辟点明了这种潜在的家族渊源差异对思想学术的影响：“……当东汉之季，
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盖渊源己异，其衍变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2页）
东汉末年，出身宦官家族的旷世枭雄曹操，一举击败了士族豪门的代表人物袁绍，于是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旨趣均随之改观。这一点，最初反映在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相继下达的求才三诏令中。就当时的特定形势而论，曹操的三个诏令固然是出于实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当创业之初，为了扩充己方的力量，自然需要想方设法罗致各种类型的人才，诏令所反映出来曹操的度量与见识，确乎高出了同时的一大批豪门贵族。但是，如果站在政治纲领的层面看，“魏武三诏令”中明显含有摧抑豪门的主张，则不啻是一份宣告两汉儒家思想破产的宣言。事实上，这三份诏令也确实从政策上规范了稍后曹魏新政权“惟才是举”的法治精神，连带着，也从学术思想方面引发了魏晋间士大夫们对名理问题的兴趣。本来，两汉通行的选拔官吏的标准是经明行修；地方的“察举”和朝廷的“征辟”，所依据的主要是一个人的德行，因而有所谓“贤良”、“孝廉”等等称号。从名理学角度看，这种制度暗含了“才性同一”这样一个重要的预设。换句话说，在两汉官吏选拔制度中，一个人的才能和德性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如果有矛盾，那么这个矛盾最终也必须在仁孝廉让的德性中得到解决，“才”和“性”不能也无须分别作单独的考察。但是，“魏武三诏令”明确宣布了“惟才是举”的原则，在此原则下，“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均可察举。这样，“才”、“性”己然成为了两套相对独立的价值标准，原本朴素的“大一统”价值观念出现了分裂。这方面政治风气的转化，隐隐然引导了当时名理学的发展并促使正始初期傅嘏、李丰、钟会、王广等人展开了关于“才”、“性”同异离合的辩论。
2.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中正制度是曹魏时期创设的一种选举制度，以后历朝历代均沿用不变，直到隋朝时才被废除。所谓“九品中正”，即在州郡置“中正”（一种官职），由本地贤良且有识鉴者担任。中正的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以备政府用人时的根据，其区别人物依次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品”。据《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记载，九品中正制是在咸康元年（公元220年）由曹丕建立的。不过，沈约在《宋书?恩倖传序》中称：“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似乎早在曹操时，“九品中正”就己有了初步的规模。从一个方面看，九品中正制度的创设，是对两汉盛行的乡闾评议方法的补充。因为经过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人士流移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政府选用人才意欲查考乡闾的批评，事实上己不可能，然而又不能一下子全然放弃早己习用的方法，“因此一方面顾全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另一方面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之中选择一个适当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务。这一个人在本乡负有声望，又熟习士人的行动，吏部可以从他的报告中得到依据，这样就不至于无从查考了”（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86?87页）。但是，就政治倾向而论，类似制度的创设，又同曹操、曹丕乃至曹睿一贯的抑止浮华、限制朋党清议的主张有关。早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便己发布过一道破朋党的命令，以为“阿党比周，先圣所疾”，并表明了自己意欲“整齐风俗”的态度（《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以后，素尚通达的曹丕也对朋党浮华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于私门，名定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意林》卷五引《典论》）至于曹睿，更是直接下过一道诏令，针对当时名士游谈道家玄理的风气，要以经学考试来求得人才，“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予以罢黜，并且曹睿本人还有“都官考课法”的创立。
由此可见，九品中正制度的创设，至少从现象上看，几乎同后来兴盛的玄风正相反对；前者要求建立制度来保证“综核名实”的可靠性，后者则倡导“玄远”、“无名”进而衍为使气任性，近于曹氏三世所斥的“浮华”一路。因此，论及这一时期政治制度对于玄风的影响，尚须超出特定的政治现象，从其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方面求一更深的理解。
从东汉末年起，政治上的“综核名实”就被看作是社会太平的基础。王符便曾提出过这方面的理论，认为“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潜夫论?考绩》）。稍后，徐从“名”、“实”问题出发，也有过深入的探究，主张“正名’’须据“实”以立“名”；“名”为“实”之“名”，贵“名”的实质乃是贵“实”。如前所述，九品中正制度的设立，从现实上讲是为了补充两汉盛行的乡闾品评的不足。但在客观上，实际己是超出了惯常的乡闾查考的具体性；其品评人物的标准需有一个较为统一因而也是较为抽象的理论系统，这就将政治措施上的具体问题导向了颇为抽象的名理学上去了。汤用彤先生对这一制度、风气方面的变化与玄学兴起的关系尝作有清晰的梳理，以为“魏晋名家之用，本为品评人物，然辩名实之理，则引起言不尽意之说，而归宗于无名无形。夫综核名实，本属名家，而其推及无名，则通于道家。而且言意之别，名家者流因识鉴人伦而加以援用，玄学中人则因精研本体而更有所悟。……于是名学之原则遂变而为玄学家首要之方法”（《汤用彤学术文集》，第216页）。到了刘劭撰写成《人物志》一书，系统建立了品鉴、识别人物的标准后，上述“名”、“实”概念得到了名理学方面的进一步抽象，从而不期然地将时代的思想兴趣引向了“玄远”的路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