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又被道学称为三玄之一，甚至被“后世之士”赞誉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这些表明了易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质。易学由此产生并形成易学史，《周易》成为历代治中国学术者必读之书，易学也成为必治之学。易学由此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形式。然而，历二千余年的中国思想史进路表明，《周易》虽然是“源头活水”，却统续无宗，因为后世的易学家对孔子作《传》解《经》形成的《周易》之解释，难能达到使《周易》的思想体系“一以贯之”。《周易》何以为《周易》？《周易》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周易》承诺了怎样的学术价值？其为什么在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进路中展现出独特的易学问题形式？这些是自《周易》成书之后至今也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成为现代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中国文化史表明，自从孔子对《周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后，《周易》就成为中国文化中一本极为奇特的书。自汉儒学独尊开始，因孔子对儒学的开创之功，又因其有“晚而喜《易》”、“韦编三绝”之举，所以，《周易》成为儒学的群经之首。
关于易学的研究状况，《四库总目》以“《易》说愈繁”所作的概括实质上表明的就是《易》为“源头活水”却统续无宗的这样一种情势。对易学在历史上形成的思想流派，《四库总目》概括说：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 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显然，“两派六宗”与“《易》说愈繁”表明了易学纷杂无章的学理状态。由此可见《易》学思想的统续无宗，其结果必然是《易》学洋洋大观却又令人遗憾。
易学史表明，在对《周易》性质的判定上，最能表明上述问题的实质。而把《周易》判释为卜筮性，是问题中的问题。关于对《周易》卜筮性的判释，两汉的象数学派已无需赘言，而唐宋之后的义理学派虽然以《易》理而“发挥”之，却没有在基本意义上推定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周易》“一以贯之”其理论体系，因此也不得不承认《周易》的卜筮性质。
对于易学，梁启超有一个基本的概括，他说：
《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汉代今文博士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费氏的古文。又有京焦的别派。自王弼注出，盛行江左，唐人据之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具废。今官书之《十三经注疏》，所宗者弼学也。而五代北宋间，道士陈传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程伊川作《易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稍称洁静。朱晦庵又综合周邵程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功令所宗。盖自王韩康伯之后，易学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自周、邵以后，易学与后世娇诬之道教混合。清以前易学之重要流别变迁大略如此。
清末学者皮锡瑞认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皮锡瑞：《经学通论》，第43页，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10月第1版）。尚秉和慨而叹之为：“最多者《易》解，总《五经》之注，不如《易》一经之多。最难者《易》解。”（黄寿祺：《易学群书评议》，尚秉和序，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 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易学的问题形式表明，由于历代的研究者对《周易》性质和内容的认识陷入了误区，使《周易》思想体系的整体统一性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推定。由于《周易》思想体系的整体统一性得不到正确的推定，其必然发生对《周易》的思想形式、性质和内容的误解，易学问题由此产生，并成为中国文化中聚讼不已、争论不休的内容。
显然，因为《周易》以《易》理的形式推定了其思想体系，所以，正是由于后世对《易》理的误解而不能正确理解《周易》的思想体系，因为《易》理统续无宗才使“《易》说愈繁”。这就是说，《易》之为书虽“广大悉备”，但由于《周易》思想体系的整体统一性不为后世学者所理解，因此学者才自行其说，莫衷一是，而离《易》道远矣。因此，易学史表明的是对《易》理的各自发挥，而对于《易》道，则不知所云。
《周易》既然称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内容也必然包括易学，现代的易学研究也必然在历史上形成的易学问题的基本形式中展开。然而，由于同样没有在《周易》思想体系的整体统一性上进行正确的推定，现代的易学研究也必然困惑于历史上所形成的易学问题之中。所以，对易学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能否正确认识《周易》的思想体系，是解决易学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之所以在认识《周易》的思想体系上发生问题，无非有下述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因《周易》本身没有形成整体统一性的思想体系，使后世学者的解释可以随意发挥；二是《周易》的思想虽然自成体系，但由于后世学者不理解，从而形成了错误的解读。推定问题究竟产生于那种原因的方法很简单，如果是第一种原因，由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决定了解释者的逻辑形式和价值承诺，那么，在解释者的逻辑推定中将尽量搜求《周易》与自己的解释相统一的内容，为此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如果是第二种原因，解释者因其出发于自己既定的思想形式，其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的统一性要求解释者只选择《周易》与自己的思想形式相统一的内容，而尽量排除那些不能与自己的思想形式相统一的内容，或者避而不论，或者杜撰种种理由把这些内容说成本来不属于《周易》中的内容，是后人“误增”、“误改”或“伪托”。所以，我们只要反思《周易》研究中的牵强附会之处，及其那些被认为是“误增”、“误改”或“伪托”的内容，就能够发现产生易学问题的基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