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简易道德经》里，周是周到圆满，易是运动变化无不果的意思。太昊伏羲创作简易图时，把简易符（即现在八卦图的阴阳符）排列成一个圆形即一周的形式，阐明了周和易是简的主要组成部分。周易的周字并非周朝的沿用，而是周朝或周姓沿用了《简易道德经》里的这个完美的“周”字。无疑周易的周字，替代了简易的简字。大自然万物的变化，是易的根本现象。恒之无休而无不果，说明了易，就是物的变化而成事，物每一点变化都有一定的结果，这就是易象。“简之周”和“周之易”说明了周是简的，易是周的。以父子的排列方式，就是成了：“简周易”。“求千太万后之果，明千思万绪之象”，说明了“简易图”是判断推理的一种测探工具。
命运字面上意义是指生命的经历。命指生命，运即经验历程。
《周易》热的兴起，最初与科学的发展有关。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出现，不仅冲破了牛顿经典力学的科学体系，也冲破了文艺复兴以后传统的科学思维模式。一些曾被抛弃的古代思想似乎又复活了。
东方世界，由于科学发展较晚，还保存着较多的古代思想，于是，人们陆续把眼光转到了东方。
到东方去寻找思想宝藏，一开始并没有集中于《周易》。老庄哲学、甚至一些神秘主义的思想，都曾受到过青睐。后来，人们才能逐渐集中到了《周易》。《周易》的卦画、卦象，以及卦画卦象的组合排列方式，究竟是什么意义？曾引起历代思想家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人们用现代一些科学成果和《周易》中的论说以及由此衍变的各种图象相比照，颇有相似之处，如那线条优美流畅的阴阳鱼图似乎是“互补原理”的图解；先天圆图的卦象排列刚好和计算机所用的二进制相符合。种种七合好象在告诉我们，古人早已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发现和将要发现的一切，其奥秘就储存在那些似乎毫无意义，并被认为是神学迷信工具的卦象及各种易图、易说之中。“发掘吧！”一种无形号召在鼓舞着人们，似乎《周易》这本书里有着无穷无尽的科学宝藏。
半个世纪以前，就有人撰写了许多著作，说明《周易》中早已有了相对论、量子论、计算机原理等等现代伟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但是这些工作，当时当地并未成为“热”。因为在解放以前的中国大陆，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誉并不好；而在国际上，其他民族则中有一种说法，比如一些印度学者，他们认为《周易》中已经具有了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近几年来，当我偿把工作重心由所谓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自然科学引起了特殊的关注。《周易》与科学的关系也逐渐被子提了出来，但没有成为一种热。《周易》和科学的问题如果局限于学术界，也成不了热。对《周易》的兴趣成了热，原因在于这种兴趣冲出了学术界，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各种社会需要之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养生，一是算命。
人体至今还有许多示知数，这是“气功”得以流行的现实基础。这些年来，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健康、长寿，是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而气功正好宣称它可以满足其他医疗手段所不能满足的健康、长寿愿望。但是气功需要理论。气功的理论书虽然很多，经过迂回曲折，最后也找到了《周易》。因为《周易》那没有内容的符号、图象，正好可以使人填充上各种各样的内容。所以，气功流行到哪里，就把《周易》热带到哪里。
比养生更加广泛的社会需要是算命。
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有社会作了安排。前途大体清楚，需要随时预测的成份不多。改革开放政策，把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交给了地方、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的个人也以越来越大的自主性直接面对社会：职业的选择，变幻的市场，旁及升学、恋爱、出国等等，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预测前晶体管 的愿望 也越来越强烈。于是人们就关心起卜筮之祖的《周易》。
气功书很多，为什么特重《周易》？有人回答说，因为《周易》是科学的。算命的方式很多，为什么单找《周易》？有人回答说，因为《周易》的算命是科学的，叫预测学。归根到底一句话，《周易》之所以热，乃是因为《周易》有科学。而且《周易》中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所解释不了的科学。中国人有了《周易》，真是幸运。
有科学作为旗帜，有部分学者在提倡，有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在支持，有广泛的社会需要，于是《周易》热就兴起了，成了一股热潮。
当前的情况，使人想起了五、六十年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也有人宣称，《周易》中已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唯物主义、辩证法等等。多少年来的经验使我们知道，时兴什么，就有人说《周易》中已经有了什么。
二
《周易》不象现代人的专着，其中的内容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分经、传两个部分，两部分形成于不贩历史时期。经、传本身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伏羲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等等传说，只是，也正是表明了《易经》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到一定时期，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易经》的面貌，于是，“经”的发展就暂时稳定下来，人们又开始发展出《易传》。学术界已用充分的材料证明，《易传》也不是成于一人一时，而是第期发展的产物。
有人说，《周易》是占卜书。这是指《周易》是早期功能和它在社会精神生活中低层次的运用；有人说，《周易》不是占卜书，这是指《周易》较晚期、告别是《易传》形成以后的功能，以及它在社会精神生活中高层次的运用。伴随着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周易》从经到传的发展，从占卜书到哲学书的发展。
在理性的哲学思潮出现以前，社会的精神生活完全笼罩在宗教神学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出现的《易经》，不能不是供占卜用的神学书。
预测未来，是一切时代、一切民言辞的共同愿望。占卜，是向神求教，不是科学预测。向神求教的方式多种多样：祭司或神巫的预言，到神殿里求梦或对梦的解说，以及借助各种道具进行的占卜。《周易》的占卜术，只是那五彩缤纷的占卜术之一。
简单的社会生活，占卜的内容也比较简单，至今年内仍有相当多的人们，只要求占卜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是，不是；行，不行；在《周易》中，就叫作吉，还是凶。简单的答案只需要简单的表示，只用卦象就可以。由于占卜的内容日益增多，八个卦象不够，又重为六十四卦。最后，每一爻也都必须担负表示吉凶的任务。每卦六爻，共384爻，于是384类问题就有了答案。
社会生活日以复杂，人们的要求也日益发展。不仅要知道占卜的结果是吉凶，而且要知道为什么吉，为什么凶？这就必须说出一番道理。《易经》中的卦爻辞，就是那些最初步的疲乏理。
虽然神职人员可以把这些道理说成是神意，蛤实际上，它只能来自经验。这就使得那本为说明为何吉凶的卦爻辞，成了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表述，其中包括着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等等内容。这样，《易经》和《圣经》一样，撇开其中的科学内涵，就是我们了解古代世界的窗口。
援引经验，就埋藏着脱离神意的种子。由简单的道理进到复杂的道理，道理就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导，神意就退居二线了。
在古代文献中，比如《左传》、《国语》记载着不少讲解吉凶的道理，有些道理援引的生活经验已非常复杂。讲道理的人，也各式各样，这些就大大小小的易学家。把他们的道理集中起来，条理，升华，就成了《易传》。
任何语言都是概括。初步的道理已经包含着一般的性质，所以它可以推广，在复杂而丰富的社会经验之上的道理，就具有更高程度的普遍性，于是，《易传》就成了哲学。
《易传》和《易经》一起传了下来，统称《周易》。和《周易》那文字成果一起传下来的，还有那文字之外的、《周易》的形成方式。这方式的基本精神，就是用自己时代的经验材料去解释《易经》。从汉代开始，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么一些人，根据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为《周易》（主要的《易经》）作传、作注。这些传、注，主要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哲学，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时代精神。其中优秀的，就成了重要的哲学文献。如《京房易传》，王弼《周易注》、《程氏易传》等等。这种方法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前所谓“科学易”派，多认为《周易》中蕴藏着许许多多的科学。实际上不是《周易》中蕴藏许许多多的科学，而是我们用现代科学注入到《周易》之中。
为什么要有《易传》？就是古人觉得《易经》不够用。《易传》以后，人们为公私不要作“易传”、“易注”？因为《易传》也不够用了，不足以说明他们当时的问题。这本是一个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但是我们有许多同志，却认为《周易》中蕴藏着今天所要的一切。
三
无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都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都应首先弄清对象本身是什么，不应把你自己的理解当作对象的本义。
“对象本身是什么”和研究者本人的理解，往往难以区分。许多情况下，“对象本身是什么”完全要依赖于研究者的理解，这告别表现在那些新开拓的科学领域。但是，随着研究的涂，人们就能逐渐分清对象的本义和研究者的理解，并且可以大体区分出不同研究者理解的对与错，一般说来，所谓对象的本义，往往带有研究者的主鸡肉理解，所以不能完全分开。但是我们不能不作区分，否则就滑有科学。区分的程度，反映着该门科学的研究水平。
弄清古典文献的本义，较之弄清自然物的本来面貌，有许多特殊的困难。它难以用实验去验证，只能靠援引其他文献，并参考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原始宗教等等研究成果，相互比较，作出判断。尽管这些判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万分，但历代学者还是获得了许许多多公认的成就。比如在古代那些象形文字里，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会说，其吸的象征着电冰箱和彩电，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
先天圆图和二进制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已有一些文章，依据确恶意的历史材料，证明不是莱布尼茨根据先天圆图发明了二进制，而是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以后才见到了先天圆图。莱布尼茨根据二进制来理解先天圆图，说先天圆图中已包含了分发明的东西。这是莱布尼茨的理解。然而有些研究者先把莱布尼茨的理解当作了先天圆图的本义，进而又说莱布尼茨根据先天圆图发明了二进制。
阴阳鱼太极图和互补原理的关系也是这样。具有互补原理的头脑，肥阴阳鱼太极图理解为互补原理的图解，然而这并不是阴阳鱼太极图的本义。
依据“把理解当作本义”的道路，许多研究者从《周易》的卦象、文字当中，找出了相对论、量子论、原子结构等等近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
直到今天，《周易》本义如何？学者们仍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完全明白，“科学易”研究者徐道一等先生所说的内容，决不是《周易》的本义，而是他们的发挥和附会。
把科学的成果附会于《周易》，进而又说《周易》是这些科学成果的渊薮，不始于今日。汉代刘歆把三统历的日法、章法、月实等等，都说是推大衍数的结果，刘歆此举不仅无益于解《易》，更无益于天文学，所以不断遭到后人的批评。刘歆以后，也有不少仿效者，其结果和刘歆也大同小异。他们都是把自己的理解当作了《周易》的本义。而且其中许多并不是诚实的解说，而是有意地歪曲。
研究历史文献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历史的方法。它和自然科学中的观测、实验等研究方法一样，也是正解的科学方法。一些自然科学院家往往用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去硬套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他们忽略了历史方法，也难以对历史文献作出正确的结论。
探究《周易》本义，古人已取得了许多成果，现代和当代学者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周易》，取得了比古人更大的成果。闻一多、郭沫若、顾颉刚、高亨、朱伯昆等，或则有开创性的研究，或者深入细致的探索，他们几代人探求的成果，值得高度重视。
作为一般的世界观，《周易》曾经广泛地影响了中国古人的思想，当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撑腰发展。《周易》和古代科学的关系，类似一般哲学和科学院学的关系。哲学影响着人们的思维，锤炼人们的智慧。但是，由思维和智慧到科学发现，还有一段路程。而具体的科学发现，往往不是从某一病房原则直接导出的结果。现代“科学易”的研究者，往往把《周易》中某些一般的原理，硬功夫说成某件具体的科学事实。他们不懂得一般和介别的关系，就象把老师讲的圆理解为烧饼一样可笑。
由于把现代科学发现和《周易》相联系，一些人把《周易》奉为我国古代科学的渊薮和发展动力。然而也有更多理由说，《周易》乃是我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因为明清时代《周易》的研究专着不少，中国科学正是在这个时期落后于世界的。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因为我国古代的哲学著作远不止《周易》一种，而哲学也过错不足以构成科学发展或停滞的主要动因。
科学发展历史表明，新的科学发现，不是逻辑导出的结果，主要靠科学实践。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曾说自己发现介子是受了老庄哲学的启发。实际上，这位物理学家的成就是通过他的科学实践，而不是熟读老庄之书的结果。熟读老庄之书的人，中国比日本人多得多，从中得到启发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国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有人企图通过研究老庄著作去得到诺贝尔奖金，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同样，想通过熟读《周易》搞出点科学成果，也是一条走不能的死胡同。
四
中国古代，《周易》的地位十分崇高。那时候，《周易》并不攀附科学，倒是科学攀附《周易》。比如刘歆，他说历法数据导源于《周易》，是为了抬高历法的的位。在数、医学等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形。现代社会，由于科学的地位十分崇高，就使情形倒了过来，不是科学要攀附《周易》，而是《周易》要攀附科学。表面上，人们好象是仍把科学攀附《周易》，因为他们说《周易》中包罗了现代科学的一切。实际上，他们却是把《周易》攀附科学。因为在他们眼里，《周易》之所以崇高，乃是因为其中有科学。假使其中没有科学，《周易》还崇高吧？因此，在那些热心于“科学易”的同志们中间，真正崇高的是科学，而不是《周易》。无论是把科学攀附《周易》，还是把《周易》攀附科学，都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因而都是不正确的。这两种说法，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都既无助于科学，也无益于对《周易》的研究。
中国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创造，其中也包括《周易》。不论《周易》是否包含现代科学的内容，也不论《周易》对古代科学是有益还是有害，它都有自身的价值。除了科学的价值还有理论的价值；除了现实的价值还有历史的价值；除了实用的价值还有审美的价值，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价值就应存在于各个方面。在这里我们正应该放开自己的眼界。
不容否认，一些热心于“科学易”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仍然统治着现代科学的那些思维方式的弊病，企图从以前被轻视的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寻找出路，以尽快发展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这样的心境，是非常值得敬重的；然而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恰当。
几乎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包括《周易》在内，都具有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它定在纸上的结论，一个是形成它这些结论的创造精神。写在纸上的结论往往由于时代的变迁而失支意义，但它那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创造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这种创造精神，乃是人类文胆进步的动源。
《周易》最后完成于战国时代，但是“易学”在二千年以后还在继续。《易传》就不是对《易经》的单纯注解，“易学”则更是对《周易》的自由发挥，当前人们热心讨论的先天图、太极图等等，并不是《周易》中已有的东西，而是后人的发挥和创造。赖有历代的发挥和创造，中国古人才由—— --两个符号开始，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根深叶茂的易学体系。不满足于前人，突破前人的藩篱，正是《周易》，也是易学的基本精神，而我们今天许多热心于《周易》的同志，却偏偏忽略了《周易》和易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精神。他们忘却了创造新事物的任务，却把过去所创造的框架、模式当成奇妙无比、深奥莫测的金科玉律，并企图用它们来规范现代已经创造的成果，这种作法，只能给已的的东西作一些事后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不能创造任何新的东西。
五
向着未来，怀抱希望，是人类最普遍的要求。然而未来、前途和命运又是最不易知晓的领域。
在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人们认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包括前途和命运。预卜未来，只能求诸葛亮于神意。用于顾卜的各种中介物，从天上的日月星辰到地上的鸡骨草棒，包括圆梦等等，之所以能预卜未来，就是因为其中渗透着、表现着神的意志。
随着理性思潮的兴起，预测活动也发生质的转变。《周易》中从《易经》到《易传》的发展，是神学到哲学的发展，也是从神学占卜到理性预测或科学预测的发展。正是在《易传》的形成时期，卜筮遭到进步思想家的严厉责斥。朝霞非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祭祀者，可亡也”（《韩非子．亡征》）。韩非还认为，迷信卜筮，是非常愚蠢地事情：“龟 鬼神，不足以举胜……然而持之，愚莫大焉”（《韩非子．饰邪》）。
在理性思潮兴起以前,占卜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常崇敬高的地位.朝庭占卜所决定的事情,就是贵族们反对,也必须执行(参见《尚书．洪范》）。但是到了汉代，那以占筮为业的易学家有些就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的事业也被世人轻贱，认为是“卑 ”的行为（参见《史记．日者列传》）。被写入《三国演义》的管略，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家。管略卓有才能，但他主要把《易》用于占筮，这样的学问，已经落后于时代。而和他同时的王弼的《周易注》则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在一千多年里，被认为是对《周易》的权威解释。封建国家不能没有神学，因而也不能完全取消占筮，但占筮及占筮者的社会地位，却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武则天当政时曾规定：“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武则天：《定伎术官进转制》），其地位大约仅相当于今天一个科长。朱元璋作皇帝，找来星占家卜算他的王朝能维持多少年？有人提议，王朝长短在于德行，不必占卜。
当神学占卜衰落的时候，理性预测和科学预测发展起来。《易传》说：“易弥纶天地之道”。这就是说，在《易传》作者的眼里，《周易》主要不是传达神意，而是在描述天地之道。因此，预测未来，就只有靠对天地之道的了解。为了解天地之道，中国古人广泛而认真地研究了社会，研究了自然界，发展出哲学和科学。
哲学和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然而认识并不是人类从事哲学和科学活动的目的。目的是指导自己的行动。在行动之前，特别在那些具有新内容的行动之前，人们在计划行动方式的时候，就同时预测着行动的后果。“计划”、“预测”的理论根据，乃是得自于哲学和科学。
一般说来，人类的哲学和科学活动，都是预测活动。人们认识了日月食的规律，就能预测出何时发生日食；知道了不受外力作用时物体保持静止和匀速直线运动，乃是预测物体在各种条件下运动状态的基础；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规律，同时也就预测到**主义必然胜利。
理性的或科学的预测活动，起初和人类一般的认识活动，甚至具体的社会行为结合在一起。后来，在那些最需要预测的军事斗争中，理性或科学预测首先发展起来，成为独立的军事机构。主帅那多少不定的谋士发展为组织严密的参谋部，负责收集、分析情报，制订作战方案，预测战局的发展。后来，专门的预测活动在政治、经刘领域也发展起来，在一些专门的机构中有一批专职人员，他们只管出谋划策，而不从事具体的政治经济活动。在他们背后，有一大批人为他们收集种种各样的情报。最后，在科学研究机关也分离出了专门的预测机构，它预测科技的发展趋势，为国家的科技规划提供建议。从事这些预测活动的，都受过一定程度的严格训练，使用着现代最先进的设备和手段。和这样的预测活动相比，那《周易》的占卜活动又算得了什么呢？
科学预测必须有三个条件：1、一定的政府；2、必要的情报；3、精密的分析。三条缺一不可，而那作为预测基础的理论，则往往是经过多少世代，由许多最聪慧的关脑辛勤工作的结果。科学预测的原则是：一定的理论只适应于一定的范围。利用元素周期表，只能预测未知元素的性能，而不能预测战争的结局。
神学占卜的范围却没有任何的很制。占卜术士们利用《周易》的占术，宣称可预测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况，可预测人的升学、就业、婚姻、疾病、生死等等的前途和命运，所依赖的，仅是和预测对象毫不相干的、或至少无必然联系的道具。在这里，除了相信其中有神意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