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为六经之首,主要一个原因是它出现最早。其他五经都是有了文字以后的产物,唯独《易》这部书出现在有文字之前,是从画卦开始的。最初只有画,没有说明,因而给后代人留下了多方解释和尽量开发的余地。数千年来解《易》之书,汗牛充栋,不可胜计。解《易》的著作之多,说明这部书引起古今研究者和使用(占卜)者重视的程度非同一般。还可以说明各种注释者(或开发者)都有新的见解,至少对前人的注释(或开发)不满意,认为没讲到关键处,或者没讲透,才不能不另行加工。经过历代多次、多人、多方面的加工,《周易》这部经典包涵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它包涵的道理也越来越复杂。到了近代,中西方学术交流渐多,开始互相了解。《易经》传到了西方,欧洲人看到这部书,他们从欧洲人的尺度看这部书,《易经》从此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研究者共同关心的古籍。
生当现代,我们要用现代人的文明和智慧来研究它。根据以上的这些特点,不难看出,历代的图像的解释者,包括对卦辞、爻辞以及系辞,都是后人代表前人写出的关于图像的说明。后人的解释可以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终归是后人的,不能保证它能完全表达了古人画卦的本来意图和设想。它可以基本符合,也许未必符合。古人已逝,去圣时遥,后人的解说,前人无从辩解。禅宗自称得释迦的“心传”,朱熹自称得尧、舜、禹的“心传”,“心传”说明得道者见到或达到的造诣,完全可以表明得“心传”者的思想境界。其境界可以很高明,也可以很深奥,但无法证明他们所说的都能得到释迦和尧、舜、禹的认可。伏羲圆卦,最初是“—”和“--”,阴阳两画是指天地、男女、正负,都是出自后来人解释义,伏羲没有留下任何解释,连倾向性的暗示也没有留下。这些情况后人把它说死了,认定伏羲的原意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解释得越详明,越具体,附加的主观意测越多。
《易经,系辞》出现后,有了文字的说明。这些说明见解深刻,说理透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断定出自孔子之手,用它说明孔子的哲学思想,将是极有价值的资料,古人早有用系辞来讲孔子易学见解的;如果不是出于孔子,另有来历,就要从另外的途径来考虑。
今天的研究者与古人相比,人们接受了社会进化观点,承认今天的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人类脱离蒙昧时代,不再穴居野处,不再茹毛饮血,有了家庭,不再群婚杂交,从部落进人国家组织,人类除了语言还有文字。有文字比有语言是一大进步。在这个公认的前提下,我们研究《易经》要借助于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借助于我们掌握的社会历史发展。南宋时期,陆九渊与朱熹发生过一次大辩论。朱熹用大量经典文献资料为自己的论据作证,陆九渊反驳说,尧舜读过什么书?他们都是儒家公认的“圣人”,能为群众造福,是两位德髙望重的领袖(圣王),其言行世代相传,他们可能不识字,却不妨碍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尧舜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尧舜以前的伏羲可以断言更不可能识字。从伏羲到尧舜的确切年代无从推算得准确,按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应属传说中的历史。从社会发展的原则推断,先从渔猎到驯养家畜(伏羲),从采集到种植谷物(神农),然后建立定居点(黄帝造宫室,制衣服,造舟车,创文字),这是合乎历史进步的轨迹的。尧、舜、禹三代相传,史料较多,年代也比较明确(这三代约在前1695—1106),大约五六百年。
伏羲画卦,到文王演《周易》约千年。文王演易,应当看作文王对易的理解,文王把伏羲的画卦纳入自己的体系。从文王演《易》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家论《易》,又过了好几百年,关于《易》的议论、运用逐渐增多。这些议论可以看作是春秋研《易》者对《易》的理解,没有根据证明春秋人的《易》学能代文王立言,更难设想,春秋时人能说清楚二千年前伏羲画《易》的最初设想。
文化、思想以至哲学,都是按照不断积累,不断增加新内容,不断增加新解说的方式,逐渐丰富,逐渐完善的。春秋时人的《易》学,按照当时学术思维所能达到的水平把问题讲清楚就是对文化的贡献。没有必要论证春秋人对《易》的解释是文王《易》的原义,更没有必要论证春秋人对《易》的解释是恢复了伏羲《易》的原意,因为这是做不到的,也无法证明,无助于研究。
“图文先出”是《易》的第一特点。《易》经开始于图像,图像在先,说明在后。写成的说明逐年增益,常常在图像出现千年以后,且不断增加新的说明。图像是《易》的胎芽,或叫做“初易”或“原始易”。
历史长久,是《易》的第二特点。图像的解说者非一人,时间跨度极大,参与者的地区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众说纷纭,不是出于一次讨论。时间先后可以持续二千年之久。
讲解繁富,是《易》的第三特点。历代讲解者,都以为得到了《易》的真髓,力图说明前人说《易》的失误,至少弥补前人的不足。所以注解、诠释《易经》的多到数以千计。
由于以上这三个特点,给今天的研究者带来了困难。
《易经》学研究虽属不易,不可能求得一个最后定论。但《易》经不是天书,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涉及的也是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现象。我们只要尊重历史,不任意妄加比附,我们就能把研究推进一步。
历史是进步的,不是倒退的。我们在现实中不断发现新经验、新事物,以至过去不知道的新原理、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基础上萌发的,文化不能割断,也无法割断。前人不知利用原子能,现在懂了;前人不知道有电子计算机,现在有了。原子理论,可以涉及正负电子对撞现象,《易经》中也有阴阳对立。有了电子对撞机以后,回过头来看,发现《易》经中有阴阳对立的观念,有类似之处;有了电子计算机(电脑),运用了二进位制,发现《易》的阴阳对立,与二进位制有相似处,这种现象正可以说明人类文明是前进的,不断积累、增加的。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是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由粗疏到精密的过程。《易》学研究,试看历代关于《易》的注解(及开发)都经历了由简到繁这样的过程。
保持严肃的学术性,才能推动《易》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才能推动《易》学研究的不断前进。
企图利用《易》学解决个人的某些需求(如用占卦算一算股票涨落,用占卦算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是使《易》学回到伏羲、文王时代的要求,既无助于行为决策的取舍,又不利于《易》经的研究,是走不通的。
文化现象总是后代的成果包容了前代的成果。因而它的含义越到后来越丰富,有些是前代成果所引发的,更多情况下是前代所没有发现的新内容。这种现象表现在《易》学研究中,也表现在一切文化领域中。
清初王夫之说过:
唐、虡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狂狂獉獉,人之异于禽兽都无几也。
春秋之民无异于三代之始。帝王经理之余,孔子垂训之后,民固不乏败类,而视诸唐虞三代帝王初兴,政教未孕之日,其愈也多矣。(《读通鉴论》)
三代之时,国小而君多……而暴君横取,无异今川广之土司。喫貌其部民,使鹄面鸠形,衣百结而食草木。(同上)
上述情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黔、滇少数民族地区亲见。尧、舜时期(三代)文化如此低下,尧、舜以前的伏羲、神农时代的文化生活只能比尧、舜低,不可能比尧、舜更高。上古时代人类全力以赴对付自然灾害,乂要防止外来部落的掠夺,能有多少时间坐下来从容研究二进位制?老子、孔子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见解的深度、广度断然超过尧舜,他们读的书也超过尧舜。
今天人们看到的《易》经包罗万象,这个现象是历代研究者逐渐增加进去的结果。从伏羲画卦的图像中,或八卦的图像并不包含像后人所阐述的这些内容。“三代无揖让之道,尧舜无吊伐道”,应是历史事实。
这里丝毫没有贬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意思,恰恰说明中华民族善于利用前人的成果,开创新文化,不断前进,永远进取的精神,从而增强人们的自信心,中华民族不是吃祖宗遗产的“纨绔子弟”,而是富有开拓精神的伟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