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所提出的“殊途同归”说,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评判各家学说。《太史公自序》收录了其父《论六家要指》一文。《论六家要指》开宗明义,便引《周易?系辞传》文,阐明其总结学术流派的基本原则和评述各家的基本态度。“《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太史公自序》)就是说,百家之学殊途同归,各有所见,各有所不见.,都是阐发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的。其对各家学说的评论,正是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论六家要旨》评述各学术流派说:阴阳之术“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俭而难遵”,然其“强本节用”,乃“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不可长用”,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这些评论清楚地表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各学术流派的思想观点,既不全面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对其有所分析,有所批评,认为各有可取之处。所以他们强调说:“不可失也”,“不可易也”,“不可废也”,“不可改也”,“不可不察也”。司马氏肯定各家学说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专门写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和《儒林传》等,在史学史上,第一次为先秦汉初思想家写了传记,对百家之学作了比较中肯的评述。
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他们推崇道家,尤其是道家黄老之学,并依道家观点批评了儒家。所以《论六家要指》将道家学说作为重点,以超出各家两倍乃至四倍的篇幅进行论述。其《老子韩非列传》乂总结说:“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但也并非一味赞扬:“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太史公自序》)认为道家的学说理论幽深微妙,令人难以知晓。其《老子列传》也有类似的评论:“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知。”这说明,司马氏父子虽然尊崇道家,但也抱有一种分析的态度。
司马迁批评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但又极力推崇孔子为圣人。其《孔子世家》“太史公赞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太史公自序》也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全国上下,凡谈论六经的,无不以孔子所说为定论;孔子的学说和思想一直为学人所推崇和遵循。他不愧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所以说:“可谓至圣。”其他思想家列传也无不充满着此种批判精神与科学态度。
司马氏这种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汉书?艺文志》云:诸子之学,“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肯定百家之学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各有功用,不可废除。这与司马迁对各流派所持的评判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并进而提出了舍短取长及诸子相反相成说。所不同的是,司马氏推崇道家黄老之学,而刘氏、班氏则推尊儒家和经学。
其二,评述儒家六艺,前文曾引《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六艺之文虽各有其主旨,但其“于治则一也”。《司马相如列传》也说:“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遮,《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此云“言虽外殊,其合德则一”,全然是《系辞》文“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变相。《太史公自序》评述六艺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这大概就是所谓“虽百家不能易”的道理所在吧。
其三,总结历代王侯治世之道。《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居令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体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其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帝王之道各殊体而异务,“未必尽同”,但要其旨归,皆“以成功为统纪”。所以,司马迁撰作《史记》,均有所采纳和吸收。
也正是在《易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思想的指导下,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从而成就了《史记》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