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是阴阳家的著作,自孔子建立儒家学派以后,就成为儒家的经典。儒家的“六经”,莫不和阴阳家的思想有其血缘关系。阴阳家的思想,建立在天文历法的科学基础上。制历授时,有日、月、时、岁、星、辰六物(见《左传?昭公七年》),因之儒家便有六经。因日而有《易经》,因月而有《尚书》,因时而有《诗经》,因岁而有《礼经》、《乐经》(礼乐不可分),因星辰而有《舂秋》。这些经典,或经孔子整理,或为孔子著述,《易经》的哲理,有孔子而得以阐发。
关于《易经》的传授,见于《韩非子?显学》: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
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之儒。
陶潜《圣贤群辅录》言之较详:
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传《春秋》,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世代冥灭,唯徒存其名。
韩非子和陶渊明所说,都是隐语。从这里可以看出《易经》的文学表达方式影响到法家和道家了。儒家八派之立名,本于八卦。八卦中包含阴阳五行。阴阳五行表示事物的矛盾。事物的矛盾又可以弓箭象征之。故子张为阳,子思为阴。阳为箭,阴为弓。颜氏为水,水当坎位。颜回名渊,龙跃于渊,回为复阳;孟氏为火,水火表示习坎中有箭。漆雕氏为木,木可漆而雕之。仲良氏为土,土,徒也。仲良皆善射。公孙氏为谷,意在传种。乐正氏为金,箭发轻快可乐。
《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益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与陶书比较,仅《诗》和《乐》稍异。学者怀疑陶书系附会《经解》和《韩非子?显学》作伪,而托名于陶潜。在我看来,纵是伪书,也不能说是毫无价值。这位作者对于《周易》和《诗经》隐语的奥秘,确能深有领会。更改《经解》的两处意在使文字趋于显豁。“温柔敦厚”四字,言外之意为日、月、地,即天地人三才之道。“讽谏”二字,言外之意为弓箭,诗用之于“刺”。“广博”为张弓,“易良”为发箭。乐于五行属金,乐器属金,兵器也属金。两者都可以收移风易俗之效。
汉初传《易》者,本于田何。《汉书?儒林传》说: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肝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
这也是以隐语杜撰的传授系统,其底蕴是月的六象:新月、上弦、月望、下弦、晦、朔。
汉代经学有今文学和古文学之分。秦汉流行的隶书谓之今文,秦以前的文字谓之古文,包括钟鼎铭文和六国文字。《易》学也有这种对立情况。今文《易》立于学官,由博士(教官)传授,古文《易》只流行于民间。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易》有博士杨何,太史公司马谈曾向他学《易》。其后《易》学分为三派:施雠、孟喜、梁邱贺三家,宣帝时立于学宫。元帝时又立京氏《易》。流行于民间的古文《易》有费直—派。
今文《易》立于学官,故有章句(讲义)。费氏《易》无章句,只是以《十翼》解经。
《易经》虽然可以供卜筮之用,但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大略》)。这才是学《易》的正当途径,也才能符合作《易》者的希望。善学《易》者,莫过于孔子。《系辞传》里,为什么有许多条孔子说《易》的语录?不外用以示范,教人如何读《易》而已。且举其中一则为例:
同人先号呲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其臭如兰。
这是孔子读同人九五所抒发的思想。爻辞是讲易代获得成功。奴婢相亲,故能制胜。孔子洞察事情的本质,从中获得宝贵的教训。其思想之高,言辞之美,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与此相反,汉代的《易》学,却走上了一条邪道。它不是向义理方面发展,而是向象数方面发展。象是天象,数是历数。用天象和历数进行占卜,就有龟和筮,从而龟筮术就是象数学。《易经》用筮,虽不用龟,但取法天象,故《系辞传》说:“易者象也。”《左传》(僖公十五年)说:“物生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滋,有滋而后有数。”以言《易经》,则是物生而后有卦,卦有象;卦生而后有爻,爻有数。卦象的作用,如同龟卜;爻数的作用,在于筮占。
为了发挥象数的占卜作用,京氏《易》有卦气说,即六日七分说。卦气说以六十四卦配合天圆,每卦得六日七分,进行占卜。又以十二辟卦(复、临、泰、大壮、夬、乾、妮、遯、否、观、剥、坤十二卦)配合七十二候,观测吉凶。《易》学中又有爻辰说,以《易》卦的阴m六爻配合十二时辰。东汉郑玄将它配合十二律,称为“纳音”,用以推验吉凶。
《易经》的卦、爻辞都是谜语,《易》家不能完全揭露谜底,于是利用象数,即是阴阳的消息、刚柔的比应、当位与否等等,虽不能探赜索隐,却能占验吉凶。于是《易经》变成代数学。人们只是运用一些抽象的公式,并不在乎探求其具体的内容。因此,《易》无达占,也就视为当然。那些有血有肉的爻辞,一概归之于“神无方而易无体”了!“圣人立象以尽意”,象数派弃意而言象。象外生象,不可究诘。这种倾向,发展到三国吴人虞翻而登峰造极。清人惠栋的《易汉学》中有“虞氏逸象”一目,载虞翻对八卦所取的象共三百三十一。惠氏说:“虽大略本诸《经》,然其授必有所自,非若后世向壁虚造,漫无根据者也。”但是,这种烦琐哲学,势必引起反感,于是王弼提出得意可以忘象的主张,挽回舍本逐末的学风。
王氏以明理代替取象,使人从迷魂阵中解脱出来,为之耳目—新。这就为以后的《易》宋学开辟了道路。北宋程颐非常推崇王弼的《易》学,其所作《易传》,本于王氏说者不少。
《易》汉学重象数,《易》宋学重义理,这只是就其主流而言,其实,与扬雄同时的崔篆所著的《易林》是一部得意忘象的伟大著作,此书不言象数时象数自在其中。目录学家列之于术数类,以致弃宝于地,过问者少,岂不可惜!至于王弼《易注》,论者谓其屏除象数,这也不符合事实。他以前的经师所发明的《周易代数学》,不是成了他解经的法宝吗?
自王弼《易注》为唐人所重,为之作疏,汉《易》终于失传。唐李鼎祚撰《周易集解》十七卷,采用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等三十五家的著作,保留了不少《易》汉学的文献。自序称:“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此书今存,版本甚多。
《易》宋学中,程颐《易传》不信邵雍之数,而以义理为宗。朱熹著《周易本义》,折中言理言数二家之说。清康熙时所编《周易折中》以朱书为主,辅以程传,并集各家《易》说,稍采汉、唐著作,大抵以宋、明《易》说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