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月球轨道（白道）和太阳视运动轨道（黄道）附近天区分布的恒星按月亮相对恒星运动的周期数字(27.32天)分为二十八组，因月亮每天入住（宿）一组，故称之为二十八宿。
《史记・天官书》按当时的五帝信仰，把二十八宿分属其中四帝（黄帝除外）的四种神兽（或精”）之下，即
东宫苍龙，包括角、亢、氏、房、心、尾、笑七宿；
南宫朱雀，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
西宫白虎，包括査、娄、胃、昴、毕、觜、参七宿；
北宫玄武，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
按照占星家的说法，天上的二十八宿与地上十二州(汉武帝时置十三州；战国时则是各个诸侯国)密切相应，每二、三宿主世上一州。如果在某一宿出现怪变星象，那么，地上某州就会发生相应的灾异。
不仅如此，每个星宿在占星家看来也往往有神秘的含意。例如心宿和房宿代表“明堂”，是“天王布政之宫”，如果火星运行到这个星区，朝廷就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情。如果火星进入角宿星区，世上就会发生战争。
北斗七星是二十八宿以外的恒星。它们与其它恒星东升西没不一样，它是围绕北极星运转。古人根据斗柄所指的方位(“建”)来判明季节、时间，对它十分重视。
《史记・天官书》把北斗比作绕北极星运转的车子，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因而认为北斗星是兼主全国各州的，如果在北斗星区发生变异星象，就要影响到全国。
二十八宿之外另一个星区拱极星区叫“中宮”，又叫“紫微垣”。历代占星家都把紫微垣看成是朝廷的象征。
汉代尊奉至上神太一神，于是认为天极星（北极星）是太一神住的地方，它旁边的三星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后勾四星包括“正妃”和“三宮”，而周围的十二颗星是守卫宫廷的“藩臣”。
据称，如果在这个星区出现怪变星象，如彗星、流星等，那么，朝廷就要发生乱子。
星变遣告
先秦以来，人们对于彗星、流星雨、新星等罕见天象一直不能进行科学解释，因而把这些现象的出现看成是大难临头的征兆。
战国时石申说，彗星也叫孛星、拂星、扫星，“其状不同，为殃如一，期不过三月，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当为饥早疾疫之灾”(《唐开元占经》卷八十八引)。
汉代谶纬市说，彗星如在东方出现，是“将军谋王”在西方出现，则“羌胡叛中国”；在南方出现，“天下兵起”；在北方出现，则“夷狄”内侵(《春秋运斗枢》，载《古微书》卷九)。
《春秋》载鲁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如前所述，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
这些迷信思想在古代已遭到有识之士的驳斥，如唐代刘知几就指出他们占星家自己也不一致，难以自圆其说：“且每叙一灾，推一怪，董（仲舒）京（房）之说前后相反，向（刘向）歆（刘歆）之解父子不同。
”比如春秋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刘向认为是预示“鲁宋杀君易许田”，刘歆认为是预示晋曲沃庄伯杀晋侯，京房又认为预示后楚庄称王。
又庄公七年，夜中星陨如雨，刘向认为夜指中国，他儿子刘歆认为白昼指中国。刘知几还指出，这些星象家都是“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史通・书志五行》)。
历史上象刘知几这样的不迷信，有见解的人，是少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还是那些鸟烟瘴气的宗教迷信。当时的占星家把彗星的出现，看作是上帝对国君的警告，如果国君不幡然改悟，就有国破身亡的危险。
相传我国很早就有对流星雨的观测和记录。《竹书纪年》记载：“帝癸（夏桀）十五年，夜中星陨如雨。”对于这种罕见天象，古人同样也认为是天意的一种表现。
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二月，“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
有些占星者往往借天意来提醒君主要行为检点，同时他们也是真正相信天变可畏，不仅是为了吓吓君王天空中有的恒星平时暗弱，因为内部激变，它的亮度突然增强几千到几百万倍，甚至增强到一亿到几亿倍，以后慢慢减弱。
我国古代一般把这种新星现象叫做“客星”。《汉书・天文志》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六月，客星见于房。”占星家认为，这是“为兵起”的征兆。
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星家认为这是发生水灾饥慬(“为水饥”)的征兆。
总之，在占星家看来，日月星辰的有规律的出没是上帝安排的秩序。一切天象都是上帝意志的表现，日食月食及彗星、流星、新星等罕见天象则是上帝对世上最高统治者的“遣告”。
古代一些很有成绩的天文学家，往往也就是占星家，在他们的天文学著作中充斥着神秘主义的占星术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