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人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舋也。必依托于事，饰成端末。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著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钧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为福，屈仇而为友。使怨仇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馀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郄，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末能远也。夫惟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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