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从表面或形式上看，是注释和研究《周易》的专门学问;从内涵或本质上看，则是中国古代探索宇宙生命变易规律的学问。作为经学的“易学”，“易学”本是经学的一种，指历代对《周易》经典的注释，具体地说就是研究《周易》典籍的演变和传授，训释、考证《周易》典籍的文字与符号，这是经学共同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易学从属于经学。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经。其六经为《易》《诗》《书》《礼》《乐》《春秋》，《易经》为六经之首，这里的《易经》包括了《周易》的经文和传文。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倡经学，立五经博士(《乐经》已失传)。其后解释经典就成为历代学者极其重要的学术行为。易学作为经学的一种，如从公元前135年算起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了。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四库》收易类书共484部，4141卷，其他四经类书共721部，其中书类134部，诗类146部，礼类209部，春秋类232部;据《中国古籍书目》统计，1911年以前的易学著作达2028种。易学书之多是其他四经（《诗》《书》《礼》《春秋》）注释书总和的三分之二。而1911年以后至今的易学著作也有100多.种，可见历代易学之兴盛。
如从广义上看，从西周初年《周易》经文产生后，即有了“易学”。如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很多对《易》的解说， 《左传》《国语》中即保留了几十条解易材料。到战国后期出现系统的解说专著一一《易传》。春秋战国的易说及《易传》，本身也可看成是“易学”这样“易学”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易学”指汉武帝以后的解易之作，广义的“易学”指春秋战国的易说和《易传》以及以后对《周易》(包括《易传》)所作的解说和研究之学。
作为哲学的“易学”
“易学”从内容本质上说是一门探索天地人之“道”的学问，即探求宇宙生命变易规律的哲学。就哲学意义而言，“易学”包括了《易经》、《易传》和汉以后历代“易学”。因为《易经》、《易传》奠定了“易学”探讨宇宙万物变易规律的哲学基础，是哲学意义的“易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易学”有一个其他四经之学所没有的任务，那就是通过文字，符号的解释，发展、丰富“易”的哲学义理，将这些文字，符号提炼成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并逐步形成一套具有独特思维方式的理论体系。因此，易学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字符号的解释和考证，一是对文字符号义理的发挥与发展，前者属于经学(考据之学)，后者属于哲学(义理之学)。
《易传》以后的易学史可分为六个时期，即两汉易学、魏晋易学、隋唐易学、宋代易学、明清易学、近现代易学。
它们分别从一个特定层面折射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现代哲学的学术思想，或者说各时代的学术思想的主流与当时的易学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易学”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定型、发展、衰落、更新中充当了“助产婆”的作用。同时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又在影响、补充着“易学”。 可以说“易学”是各种学术思想的先导和工具， 是各阶段“时代精华”——哲学的代表。如果说从《易经》到《易传》的成书史是一部中华文化精神的生成史，那么整个易学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周易》以浓缩的形式反映了中华文化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从巫术文化向人文文化转变的轨迹。
